毕竟大多是普通人，普通人在权势逼迫之下，只好服从权力改服剃发。于是，在一片辫发胡服中，穿这大明衣冠的朝鲜使者每次出现，好像都会引起一种故国离黍之思。
同一年，闵镇远随同朴弼成出使清国，在经过辽东新城的时候，闵镇远也发现，“观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到了山海关以后他又发现，“居民多汉人，风俗与关外有异，见吾辈行，多有艳慕起敬者”。
这天夜里，他看到一个年轻的汉族人穿了朝鲜随从的衣服欢喜踊跃，于是就问，穿这样的衣服高兴吗？回答说，这是我们祖先穿的衣服，怎么会不高兴呢？并且说：“每念剃头之痛，只欲无生”。
几天后，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入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
乾隆年间，山海关外的一个知县，遇到朝鲜使者，就把他们请到内堂，向他们借朝鲜的衣冠来穿戴，穿上衣服后，夫妻相对而泣，使得朝鲜使者也黯然泪下。
三．戏台：“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
乾隆年间，朝鲜人李德懋 （1741-1793）出使燕京，一天到东安门拜谒大成庙，殿门一开，很多老百姓看见朝鲜是者穿乌帽团领，行四拜之礼，就指指点点地说，这好像“场戏”一样，所谓“场戏”就是穿了古代衣服演戏原来，在当时一般人的记忆中，只有“场戏”中的演习人才会穿“古衣冠”，“衣冠”二字上加上一个“古”字，说明这种衣冠连同他所携带的历史已经相当遥远。
这也许是高压下的必然。衣冠不仅是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政治承认的象征。在清代官方的正式场合，所有人都必须穿着本属于“蛮夷”的衣服，否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当时的汉族文人说，就连孔孟程朱再世，也不得不服从这一制度。
当时，朝鲜人对于清国官员戴数珠之制不以为然，说这不是“先王之法服”，但汉族文人却告诉他，你不了解清国之制，可当朝鲜使者故意调侃说，数珠是信仰佛教的东西。汉族文人郑重地说，“非也，虽程朱处今之世，敢不带耶”。
可是，戏台上偏偏却还穿这种古汉族衣冠。
本来，清除官方对戏台上反复出现前朝衣冠也有一些警惕，顺治末康熙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情：刑部捉住没有剃发的王玉，梁七子，他们自称是演戏的人，要男扮女装，所以不剃发，但是皇帝却勃然大怒，下诏说，以前曾下令不剃发者斩，并没有允许优伶留发，至今这些人还违背命令，实在是可恶。
所以，现在再次警告，如有伪托优伶不剃发的，十天之内速剃，十天之后，如有不剃发，一定重重治罪。但是，禁令归禁令，也许是人们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吧，就连满清宫廷、贵胄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这使得戏曲领域“漏网”获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权，在戏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历史上汉族的传统服装。
稍后另一个出使北京的徐长辅道时发现了这里面的奥妙，他说，戏台上所用衣冠，都是历代中华的衣冠，这就是“礼失求诸野者”。
而在这些使这里面，要数洪大荣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特别敏感，但潘庭筠问他“场戏有何好处？”的时候，洪大荣心领神会，就说“不经之戏，然窃有取焉”。他们彼此都明白，所谓“有取”。就是因为人们可以在戏台上“复见汉官威仪”。
也许这并不一定是真的友意识保留“汉官威仪”，只是由于清帝国剃发令的百密一疏。但是，就是指一点残存的历史遗迹，给朝鲜使者带来了对异域悲情的无限遐想，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汉族人苦心孤诣保留的东西。
一直到道光八年（1828），一个叫朴思浩的朝鲜使者到中国来，看到戏台上演戏，还觉得这种戏台上的特别衣冠是汉人有意为之，他在《演戏记》里便猜测说，“演戏，戏也，亦关中国之沿革。盖清初有人虑其历代衣冠之无传，设为此戏，涂人耳目云，言斯言也。岂不成远虑哉？”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这些“汉官威仪”之中，真的寄寓汉族故国离黍之思。
是真的吗？
四、外国使节的冠服：化外的豁免
让人联想的汉族衣冠，除了出现在戏台上，还出现在外国使节身上。
明清之际中国变色，按照朝鲜人的说法，已是满目腥膻遍地蛮夷。“礼失求诸野”这句话，不仅常常被汉族文人想起来，也被暗中自得的朝鲜使臣放在嘴边。
外国使者团到北京来，清廷倒是对他们的服饰听之任之，因此朝鲜、琉球和安南，便照旧穿了前明的衣服，一样招摇过市。
乾隆后期出使中国的徐浩修记载，安南使者的服饰，到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金玳瑁带，穿黑皮靴”，这样的服饰正是“大明衣冠”的制度。
大体同事的金正中也记载，和他们一起到北京朝觐的琉球使者，朝袍广阔，仍然是古人制度，用了黄帛为带，紧紧束腰，头上以黄色绫裁作头帕，和朝鲜的幞头差不多，“人物古雅，言语淳淳，稍无俗野之气”。而安南人则高髻网巾，朝袍角带，与朝鲜更接近，而且把他们的帽子叫做“文公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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