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我想说，整件事情里面让我觉得最邪恶的，就是那些人再次把死者吊起来的方式，他们像蜘蛛一样悄无声息地把死者吊到高处，然后任由他倒吊在空中，就像屠场晾着的猪羊一样，其他人自己拿着偷来的东西，从房顶上逃走了。这简直没人性，不是吗?
——肯尼斯·雷纳德，应用地质学博物馆守夜人，在G.H.S.彼德斯法官面前提供的证词，弓街，1855年11月
请永远相信我
我亲爱的埃格蒙特：
我我写这封信，是为了表达我衷心的遗憾。鉴于当前的事态，我已经不再有任何机会和希望，能够继续倚重您的能力，为我们的党和国家效力。
我最后我想申明一点：尽管我也承认，您当前的处境不适于为国效力，但我决不认为，您作为一名政治家的能力有任何欠缺。
我我强烈希望能给您争取到其他空缺，让您终生享有高贵地位。如果不告诉您这件事，我甚至不知道这封信该怎样结尾!
我请永远相信我，
我您真诚的朋友，
I.K.布鲁奈尔
——内阁总理寄给国会议员查尔斯·埃格蒙特的信，1855年12月
提交给外交部的备忘录
在这次聚会上，我们的贵宾，美利坚北方联合政府总统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喝得酩酊大醉。这位民主党名宿充分展示了足以同任何英格兰爵士媲美的荒淫程度。他在A夫人身上乱摸，强吻了尖声大叫的B小姐，把体态丰腴的C夫人身上掐得青一块紫一块，还追得D小姐到处跑，明显就是要当场强暴她!
他像一头发情的大象，把所有在场的女客吓得失魂落魄。最后，这位高贵的畜牲被家中仆役治服，四脚朝天抬到了楼上。在他自己的房间里，瓦兰迪加姆太太正在等待着他，穿着女士汗衫，戴着头巾式女帽。让我们目瞪口呆的是，这位名人马上把自己的合法配偶扑倒在地，当场立即开始满足他遭到挫败的欲望，而他的妻子毫不反抗。在此过程中，他还呕吐狼藉。对呕吐这件事，事后见到瓦兰迪加姆太太的人都可以证明。
我们刚刚收到消息，说被放逐至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前总统萨缪尔·豪斯顿已经死在了韦拉克鲁兹。我认为，他始终都在等待着召唤，希望有人能给他提供一支军队，让他重掌乾坤，可是那些来自法国的地方官都过于狡猾，没一个能跟他合拍。我知道，豪斯顿绝非完人，但是至少也要比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强十倍。后者与南方政府签署合约，失去大片领地，还坐视曼哈顿红色共产革命力量不断蚕食他那因其蒙羞的国家。
——里斯顿爵士，1870年
激进党掌权之前
[下面这段讲话，被录制在了蜡制唱盘上，是最早采用这种方式录制的声音资料之一，其中保存的是托马斯·托勒(生于1790年)对往事的回忆。他是托勒录音技术发明人爱德华·托勒的祖父。尽管当时使用的录制设备还处于试验阶段，录下的声音却非常清晰。1875年。]
我记得激进党掌权之前，有那么一年冬天，又寒冷又漫长，那时候整个英国都穷得很。我哥阿尔伯特，他经常找几块砖头，在上面涂上黏鸟胶，放在牲口棚旁边抓麻雀。抓到之后我们两个人就拔毛，把它清洗干净，我打下手。然后阿尔伯特就会生一堆火，把炉子烧热，我们就用妈妈的烤肉锅烤麻雀吃，能烤出好多油出来。我妈再煮一大壶茶，我们一起吃喝，就号称在开茶会，其实只有那几只麻雀可以吃。
再说我爸……他去扎特文路，找所有的店主人要东西，要点肉渣什么的，还有骨头，就像那个羊骨头啥的，要各种东西，还有干蚕豆、菜豆，没人买的剩胡萝卜、白萝卜，还有……他还能要来点儿别人许了的燕麦，面包店过期的面包……我爸有一口大锅，以前用来给马煮食吃，他把那锅刷干净了，然后就用喂马的锅煮粥。我记得有很多穷人来吃。那年冬天，他们每周来两次。他们必须拿自己的餐具。激进党执政之前，人就是那么挨饿的。
埃迪，你记不记得四十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我估计你是不记得了。那年晚茬庄稼没收成，连着两三年都不成，那些爱尔兰人看着都完全绝望了，但是激进党人不愿坐视不理，他们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全民动员。拜伦爵士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讲，发表在报纸上……我登记上了一艘救济船，从布里斯托尔出发。我们没日没夜忙活，往船上装大大的条板箱，上面都贴着伦敦差分机打好的标签。火车日夜不断地从英国各地赶到，运来了各种各样的食物。“愿上帝保佑巴贝奇爵士。”爱尔兰人见了我们就喊，眼里含着热泪，“英格兰万岁，激进党万岁。”他们记性特别好，我们忠诚的爱尔兰同胞……受人之恩，他们就永世不忘。
约翰·济慈在半月街
我跟随一位男仆进入奥利芬特先生的书房，奥利芬特先生热诚地欢迎我，还谈起我在电报里曾提及马洛里博士。我告诉奥利芬特先生，我曾荣幸地帮助马洛里博士成功完成他关于雷龙的讲座，为之设计了非常高端的影像程序。蒸汽科学会主办的《每月评论》还曾刊文，对我的工作大加赞赏。我给奥利芬特先生带了一份那期杂志。他翻开来，大致看了看，不过他对于差分机的操作最多也就是一知半解，他似乎还是没有搞懂杂志上的话，只是不失礼貌地表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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