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从大衣架上拿下了一件风衣给他披上。
向那两个行动组的组员轻轻的甩了一下头。
两个组员把泽登巴尔押了出去。
张红军看了看一直瘫坐在沙上的蒙古计委主席巴特尔说：“你不想抗议吗？”“不，不，我不想抗议，”巴特尔说“我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族人，我坚决支持蒙古人民临时政府的英明决定。”
张红军听完苏提格尔的翻译后，心里想外蒙这个计委主席脑袋真好使，转的真他**的快，于是笑着说：“好，看起来你是个聪明人，你能认识到你自己是中国人就好，你先在这里配合这些警察你们这些人的东西登个记，做个记录。”
随后把泽登巴尔以及他的一行人，从锦北楼货运电梯押上了停靠在运送货物出入的后门蒙古代表团平时乘坐的两辆面包车上。
车还是原来的车，人还是原来的那些人，只是要去的地方和这些代表团成员的心情却完全的变了。
这两辆上海世博会外宾专用车这次成了囚车，把泽登巴尔这一行人犯有分裂祖国罪的嫌疑人送到了上海拘留所。
张红军看了看躺在地上，吓昏过去，连屎带尿拉了一裤兜子又骚又臭的泽登巴尔的苏联老婆费拉托娃对站走廊里的几个组员说：“辛苦你们几个用那辆“半截美”小货车把这个丑女人送到苏联驻上海的领事馆去，一定要把这个苏联公民全须全尾的交给苏联政府。”
这场震惊世界的抓捕行动，就这样悄然展开平淡的结束了，毫无一点惊心动魄之处，就连绝大多数的上海锦江饭店锦北楼员工都不知道这里曾生过如此重大的事件。
1958年5月15日，也就是在上海锦江饭店锦北楼13楼东侧远东工委上海组悄悄的抓捕了泽登巴尔一行人的前一天，在外蒙的乌兰巴托市真正的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
5月1o日上午，丹巴在机场上送走了泽登巴尔一行，在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新任中国驻外蒙古大使高强，还亲自给丹巴倒了杯茶，问：“丹巴同志，你们各方面的情况准备的怎么样？”丹巴喝了一口茶说：“据我推测，泽登巴尔他们很可能从上海回来后，在下个月召开的党的13大上，可能会有所行动。”
丹巴接着陈述理由说：“他们从去年开始就封锁一切有关中国的正面消息，在外蒙政府的各个部门大讲特讲苏联是如何如何支持蒙古的，中国以前的统治如何如何的黑暗，大势煽动民族情绪，进行**，排华活动。
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不断的给党和政府上书，坚决反对回归中国，提出由泽登巴尔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同时还准备由他们控制的几个部门机关带头在乌兰巴托搞游行活动。
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
更为严峻的是在军队内部加大了苏联顾问的人数，现在营一级以上的军事部门和部队都安排了数量不等的苏联顾问，而且一切行动必须由苏联顾问批准。”
高强又问：“你们军队准备的怎么样？”丹巴说：“第一骑兵旅和卫戍部队的两个独立团肯定没问题。
绝大多数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当然，少数人也可能会跟苏联顾问跑的。”
“那就在第一时间内先解决掉苏联顾问和这些人，”高强十分郑重的对丹巴说：“执行这一任务要坚决果断，一定保证不出任何差错。”
丹巴点了点头，说：“是的，是不能出任何差错。
如果出了差错，就会给我们的行动造成很大的麻烦。
我们已按杨光同志指示做了具体的安排。”
丹巴有些迫不及待地说：“请远东工委下命令吧！”高强又问：“具体的任务杨光都交代清楚了吗？”“都清楚了，在具体执行时都有工委的同志参加，”丹巴很肯定的说。
“好，”高强说：“那就把时间定在13日的晚上，9点吧”。
5月13日傍晚，高强乘坐一辆黑色国产“蓝天”牌高级防弹轿车，驶进蒙古人民**党中央的大院，整个大院里弥漫着一种大战前紧张的气氛，实枪荷弹的武装岗哨比平时增加了许多，而且在一些重要的防守处堆着用沙袋构建的临时工事。
在工事的射击孔中露着51式14，5毫米高平两用机枪长长的枪管。
高强下车匆匆走进蒙古人民**党中央办公大楼，他看到了很多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作训服，头上戴秋季迷彩套的头盔，手里拿着51式自动步枪或51式狙击步枪，胸前挎着塞的满满的弹匣袋，身上挂着一枚枚51式无柄手雷，全副武装的远东工委的工作人员在警卫着大楼。
第一书记丹巴的办公室外面的会议室里，室内的气氛也是异常紧张，他看见杨光镇定自若，从容不迫的正与人民军事务部副部长塔斯扎尔中将和乌兰巴托卫戍区政委乌兰托布少将以及其他外蒙古人民**军的将校军官们进行最后的战前部署。
最后他用冷峻的目光对与会人员扫了一下说：“我们这次采取‘以快打慢’的战术方针，在没等对方和苏联人反应过来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的解决掉他们，要防止生大规模的混乱，尽可能的防止泄密。
对那些被列入名单的**要分子，在行动一开始就立即实施抓捕，死的活的都无所谓，怎么方便怎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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