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手持白旗的德军中校来到近卫步兵第35师第102团前沿，他带来一封给俄国军队统帅部的信。这个德国人要求立即将他送到上级司令部，以便转交这个重要文件。他是在吊桥地段越过运河的。这个中校名叫蔡费尔德。现在他在师司令部。他带有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全权证书。他请求为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们规定越过前线的地点和时间。”
“清楚了，”我回答道，“请告诉那位中校，我们准备接待军使。让他通过他来时走过的原路把军使领过来。”
“我马上将您的指示转告师部。”格拉祖诺夫说。
“命令该地段停止射击，准备接待军使，将他送到我的前进指挥所，我马上就到那里去。”我说。
然后，我立即给集团军参谋长B·A·别利亚夫斯基打电话，命令他给我保证可靠的通信联络。我打电话将全部情况向方面军司令员作了汇报后，就与波扎尔斯基和魏因鲁布将军一同前往指挥所。
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谈判代表将带些什么东西来，但我感到，将要发生重大的事件。
我刚刚刚迈进工作室，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话筒内传来作家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那熟悉的声音，他早在奥得河战役时就一直与近卫第8集团军一起。当他得知我正在指挥所等待军使——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后，便苦苦央求我，甚至把我称作亲生父亲，只要求我允许他来指挥所参加谈判。我决定，这样的事件不能没有我们的作家参加。因为他们一直与部队在一起，并在竭尽全力帮助我们。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象战士一样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不让作家、还让谁知道我们军人生活中的所有这一切重大的事件呢！我邀请维什涅夫斯基到指挥所来。
然后，我打电话给别利亚夫斯基将军，命令他与集团军情报处的几名参谋和翻译人员立即到我这里来。
令人难以忍受的等待开始了。房间内只有我和副官。一个半小时过去了。虽然已是深夜，但我一点困意也没有。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战争已经持续了4年，伏尔加河浮现在我的眼前，现在它是那样的遥远，但又是那样的亲近；水面上漂浮着燃烧着的石油，猛烈的大火焚烧着水面上的一切——驳船的小船；眼前又出现了戈培尔宣传机器的传单，希特勒匪徒在传单中通告我军战士，说“那些在伏尔加河西岸不投降的人，将被认为是逃兵，所有逃往伏加河东岸的人，也将被列入可恶的逃兵名单……。”还有扎波罗热、夜间的强击、尼科波尔、敖德萨、卢布林、罗兹相继出现在眼前。现在终于来到柏林。苏联军人在伏尔加河保卫了神圣的疆土，现在他们已站在施普雷河河畔。他们暂时放下手中的武器，等待着被击溃的法西斯军队的头目——那些不久前还深信苏维埃国家即将灭亡的人派来的谈判代表、第三帝国元凶们的军使。这些头目们是不是在想：我们的记忆力不佳，我人已经忘记了几百万被杀害的人，忘记了几千万寡妇和孤儿，忘记了绞架和毒气车，忘记了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和其它死亡集中营。
副官也没有睡觉。他一言不发，我也沉默不语。但我们彼此都是理解对方的心情。我们等待着。兰德维尔运河河畔的近卫军战士们也在等待着。他们没有休息，他们时刻都准备着，如果敌人不同意放下武器，他们就立刻重新开始强攻……
门被推开了，发出一阵声响。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出现在门口。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因为作家们从不单独行动。诗人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紧跟着走了进来。这位诗人还在伏尔加河河畔就与第62集团军的战士们熟悉了，他是还健在的伏尔加河大会战和保卢斯集团军投降的目击者。作曲家马特维·布兰特也来了。早在奥得河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就开始亲切地称呼他“莫佳”——这个称呼是我从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那里学来的。
但是，这一次我们的谈话不同往日，很不投机。每个人都在思索，都在想对即将发生的事件作出估价。大家都拼命地吸着烟，时而走到那黑色圆柱的大厅里，用脚步来数出那消逝得过慢的分分秒秒。
已是凌晨3点……3点半……天已经开始破晓。“五一节”的清晨来临了……柏林到处都是一片阴森森的景象，而在祖国，在祖国的东部地区，已开始了五一游行。中欧地区的时间比我国的晚，因为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伯利亚、乌拉尔、莫斯科，人们已经醒来。他们很快就要得知，胜利的旗帜已经飘扬在国会大厦的上空，这旗帜是突击第3集团军勇敢的侦察员M·A·叶戈罗夫军士和M·B·坎塔利亚军士插上去的……
3点56分，门终于打开了。一位脖子上挂关铁十字勋章的德国将军走进房间。
我仔细地打量着他。此人中等身材，体格健壮，头剃得精光，脸上有几道伤疤。他右手按照法西斯的习惯作着敬礼的手势，左手将一份证件——军人证递给我。此人是德国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随同他一起走进来的还有坦克第56军参谋长、总参谋部上校冯·杜弗文格和一名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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