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捉弄一下他。我左边和右边分别是两个14和15岁小伙子。我们相互使眼色。一会儿，领班发现了，气得大喊起来：
“你们要是出废品的话”，他在我们眼前来回挥舞着双拳说，“小崽子，我可要教训你们。”
而我们，没有商量，所有人都扔下手中的活，一动也不动地呆着，望着大声吆喝的领班。在他大吵大闹的时候，我们正好休息。
就这样，我们给他上了一课，后来，又教训过他一次……几次以后，他再也不敢对我们大喊大叫了，也不在我们头顶上挥舞双拳了。但活儿并未因此而轻松些。
普季洛夫和奥布霍夫的工人以及喀琅施塔得（我哥哥伊里亚在那儿工作）的水兵，经常来我们这里。
“要坚持住”他们常鼓励我们。
但是，什么是真正的工人团结，我们当时并不懂。我们的天地只限于窄小的、闷热的工厂。有时，只有一些重大事件的余波传到这里。
但是，城市的大街小巷，象春汛时的河水，喧闹、沸腾起来了。我们的工厂也开始骚动起来。在工作台下，在工具箱里，传单、禁书、政治小册子都开始出现了。我们贪禁地读着这些东西，并转述给不识字的同志。因此，后来发生的2月革命、推翻沙皇的消息传来时，我们一点也不大惊小怪。
“就该这样，我们工厂也该发生变化。”大家心里都这么认为。
但是，任何变化，哪怕是一点变化也没有发生。
“这是什么革命？那个萨韦利耶夫仍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小伙子们愤懑不平地说：“是谁这么喜欢他？”
“谁？这还不知道，”伊万·济明冷嘲热讽地说：“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克伦斯基呗！”
伊万·济明与我同岁。他是个个子不高、淡黄头发、蔚蓝色眼睛的年青人。在那些日子里，他能很快地在错综复杂的政治事件中理出个头绪来，他知道在彼得堡各个角落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他在我们中间很有威信。
从第一次见面后，我就与他形影不离了。伊万性格快活，善于交际，精力充沛，极富于幽默感。他嗓音很高，微微有些沙哑，但唱起歌来，声情并茂，十分动人。当万尼亚·济明跳起舞来，他那灵巧的、富于弹性的舞姿，甚至使那些平时最抑郁不乐的人的脸上，也放出愉快的光彩。他绕着圆圈飞转，很轻松地就跳出一些特别花样，他的脚快速地敲着地板，似乎从鞋后跟下就要迸出火星，说实在的，我很羡慕他，并且心甘情愿地向他学习跳舞。有一次，他甚至说我是最有才能的学生，我也以他的嘉许而自豪，并且暗自怀着将来超过他的念头。
但是，没过多久，不幸的事发生了。我永远忘不了1917年7月4日那个闷热的中午，当时我们站在喀山大教堂旁边，那里正在进行着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突然，枪声响了。我们推开人群，推倒了一切挡路的东西，跑回工厂……过了几分钟，锻工安德烈·霍列夫的熟悉身影出现在门洞里，他似乎有些犹豫地迈过门坎，然后停了下来。只是在这时，我们才看见他的双手抱着万尼亚·济明，济明的头很不自然地向后倾着，好象在霍列夫胸前睡熟了一样。
我们把万尼亚安放到一张工作台上。他眼睛紧闭，双手攥成拳头。他那显然还没有碰过刮脸刀的嘴唇上，长着淡白色的茸毛。他的上嘴唇微微地翘起，似乎想大声说点什么，但没来得及。不，我们不信、不愿意相信他已经死了，不相信今后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要知道，他才17岁呀……
万尼亚是让士官生的子弹打死的。当时他正和工人们一起参加游行，高举着要求资产阶级的部长们满足人民的要求和停止战争的标语。而临时政府却命令士官生开枪。
我们大家咬紧牙关，默默地站在万尼亚的遗体旁边。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领班跑来了，他结结巴巴地说，工厂主命令把扰乱分子的尸体从工厂搬出去。但他看到我们坚定的、充满仇恨的目光，就慌慌张张后退逃了回去。大概他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什么都能做得出来。
万尼亚·济明没有亲属。我们讨论了怎样将他埋葬的问题。
那些日子，彼得格勒实际上处于戒严状态。在城市的大街上行走很危险。在通往墓地的所有道路上，都有可能碰上喝醉酒的哥萨克骑兵侦察队或士官生巡逻队。他们都可能让我们挨一顿鞭子或吃几粒弹丸。
要不是我那在喀琅施塔得的水雷教导队里当水雷手的哥哥伊里亚正巧来到我们厂，我们还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是和他的同志们一起到我这里来，当他们知道我们的忧虑后，就决定帮助我们。
水兵们的办法非常巧妙。他们找来一个赶马车的，给济明套上了海魂衫，戴上了水兵帽。四轮马车向孔博格瓦尔杰伊斯基林荫道方向驶去。那里离海军第二支队很近，哥萨克和士官生不敢去放肆。伊里亚坐在右边，他的一个同志坐在左边，他们装成醉鬼。在他们中间，躺着济明，他好象在睡着。
我们目送轮马车到达“五角”楼，然后转向海军支队方向，渐渐地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
也许，正是这个时刻，正是在告别万尼亚·济明的时候，我也彻底地告别了我的青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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