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虽然在逻辑上无可挑剔，但在历史事实面前却站不住脚。宋自开创以来就以统一中国为祖训，这一点无论北宋南宋都没有忘记过。只是对手军力太过强大，难以实现。几次努力与尝试（为了统一中国，宋人联合野蛮的金国出卖了百年和好和对中原文明更亲近的辽国；为了统一中国，宋朝又联合更加野蛮的蒙古，灭了热衷于汉化的金国），一直没有成功。说高宗怕迎会二宗自己就当不成皇帝了，这更是主观臆想。赵构在即位诏书上说：”同奚两宫之复。“可见赵构在即位之初就下以迎回二帝为奋斗目标。迎二宗是赵构首先提出来的。”二宗“也根本就不想再当什么皇帝了（徽宗是太上皇，早没了做皇上的心思；钦宗在金国也托人捎信给赵构，告诉他只要把他们迎回来，他做平民都是高兴的）。因此，赵构根本不怕岳飞迎回二宗。
之所以在岳飞即将直捣黄龙之时下令撤兵，致使功败垂成，还是出于高宗一心求和的愿望。
在这个非常时期，主和是稳妥的做法，先保存实力，休养生息，以图日后再战。主战是冒险的做法，成功则收复失地，不成则国破人亡。高宗决定采取主和的观点，完全是经过通盘考虑后做出的稳妥策略。从《宋史。秦桧传》中的一段记载里，可以了解高宗议和的决心：
（绍兴七年）十月，（秦桧对赵构说）：”臣僚畏首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与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专与臣议，勿许群臣预。“帝曰：”朕独委卿。“桧曰：”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坚，桧犹以为未也，曰：”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确不移，乃出文字乞决和议。
秦桧给高宗留下了足足六天的思考时间，而赵构的求和之心丝毫未减，可见以非战的形式曲线救国是赵构心中最重要的思想。
绍兴七年，徽宗客死异乡。同年高宗任命秦桧为主持与金古国议和。经过艰苦的谈判，绍兴九年，在秦桧努力下终于和金朝达成和平协议，史称”绍兴和议“。
和议的主要内容：”宋帝向金称臣，宋每年交银二十五万两，帛二十五万匹。金归还伪齐刘豫统治下的河南、陕西部分地区，并送还宋钦宗及宋徽宗梓棺，“许还梓宫、母、兄、亲族”。
虽然表面上看南宋一时纳贡称臣，但若知耻而后勇、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宋国终有一天会报仇雪恨（事实也证明金亡于宋蒙之手）。当时人们都以为和平即将到来，钦宗南归在即。“绍兴和议”签订后，高宗就下诏“渊圣皇帝宫殿令临安府计度修建”，准备让钦宗回来后赋闲优养。如果高宗不想迎二宗，“绍兴和议”签订前就可以在谈判时偷偷地对金人不让二帝回来。而事实是绍兴和议的内容是金国答应迎回尚在人间的钦宗……
岳飞也在呈给高宗的奏章中说道：“今讲好已定，两宫天眷不日可还，偃武休兵，可期岁月，臣之所情，无避事之谤。”在《乞出师札子》上，岳飞又说：“异时迎还太上皇、宁德皇后梓宫，奉迎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万年，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
然后乞身归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许者。”可见，“迎二圣”根本不是岳飞与赵构矛盾的根本所在！
然而形势并没有向南宋君臣所期望的方向发展。绍兴十年（1140），金国突然发生政变。兀术成功登基，撕毁和议，决计不放钦宗，以备万一日后军事失利，并扬言要让钦宗来做皇帝，和南方的高宗对立，让钦宗“安坐汴京，其礼无有弟与兄争”。把钦宗当一张王牌和宋高宗斗。金国也有主和派与主战派，兀术就是主战派。金国主战派掌权后，金兵大举分兵南下。当时双方国力都消耗殆尽，虽然岳家军取得胜利，但其他的几路宋军皆败。岳家军也损失严重。为保存实力，高宗不得不急令岳飞班师。而岳飞此时正打得顺手，如何肯罢？其他几路人马都已班师，岳飞兀自不退，已成孤军之势。在这种形势下，才出现了一日之内连发十二道金牌的事儿，虽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忠事不忠人的岳飞违背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连续十二道金牌才把他招回，就是说他连续十一次抗旨。这个逆君之罪已经不小了。
岳飞之死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他个人的悲剧！
时代的悲剧在于当时的现实环境与条件不允许实现他的壮志雄心。岳家军虽然能打，但是毕竟是强弩之末。另外金国还拥有大量骑兵主力。以步兵为主的南宋军队在平原地区还可以与金国的精锐骑兵较量。但若劳军远征准备不充分，在金国的土地上和大量的骑兵精锐较量，可以说胜利的希望不大。他的主战观点和当时人民的愿望、国家的政策相冲突。
岳飞个人的悲剧则是由于他个人性格所至。他的死并不是因为他能打胜仗，而是因为他打了胜仗后不可一世、目空一切、说话无避讳。
绍兴七年三月，朝廷解除了“中兴四将”之一的刘光世的兵权。本来高宗答应将刘光世率领的淮西军队拨给岳飞指挥，岳飞信以为真，以为这样一来，自己兵力大增，兴奋之余，立即提出要带兵十万，出师北伐。这正犯了高宗的大忌。高宗临时变卦，拒绝将淮西军队交给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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