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多不多，”埃利斯说，“我们甚至不知道大脑受伤的情况多不多，但我们最乐观的估计是有一千万美国人有明显的脑损伤，还有五百万有不明显的脑损伤。”
“一千五百万?”一个记者说，“就是说每十三个人中有一个。”
真够快的，埃利斯想。他后来算出来是每十四个中有一个。
“差不多吧，”他在屏幕上答道，“有二百五十万人患有大脑性麻痹，有二百万人患有惊厥性紊乱，包括ADL患者。有六百万人精神发育不全，可能还有二百五十万人患有运动过度行为错乱症。”
“所有这些人都是暴力者?”
“不，当然不是。大多数是绝对安静的。但如果你检查一下暴力者，你会发现其中患有脑损伤的人占有极高的比例。肌体脑损伤，我们认为肌体脑损伤通常是暴力的动因，这一看法与许多关于贫穷、歧视及社会不公正的理论是相对立的。当然，那些社会因素可能会助成暴力，但肌体脑损伤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你无法用治疗社会病的方法来治疗肌体脑损伤。”
记者们的提问暂停了下来。埃利斯记得这段沉默，也记得他由此而感到的得意。他要赢了，他在唱主角了。
“你说暴力的时候——”
“我是说，”埃利斯说，“个人挑起的无故的暴力袭击。这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也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问题。
1969年，在这个国家遭受袭击或杀害的美国人比整个越战期间伤亡的美国人还要多。具体他说——”
记者们飞速地记录着。
“——发生了一万四千五百起谋杀案，三万六千五百起强奸案，以及三十万六千五百起恶性袭击案件。总共有三十多万起暴力案件，这还不包括汽车事故造成的死亡，而大量的暴力是用汽车进行的。有五万六千人死于车祸，三百多万人受伤。”
“你一向很擅长数字，”格哈得边看边说。
“这下用上了，是不是?”埃利斯说。
“不错。可你眯斜着眼睛，样子令人无法相信。”
“我本来就是这副样子。”
格哈得哈哈大笑。
屏幕上一个记者在说：“你认为这些数据反映了肌体性脑病?”
“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埃利斯说，“确认个人有肌体性脑病的线索之一是多次重复暴力。有些例子很有名，查尔斯·惠特曼，他在得克萨斯杀了十七个人，他患有恶性脑瘤，几周前他就告诉他的心理医生说他一直想着要爬上塔楼朝人开枪射击。里查德·斯拜克在杀害八个护士前已参与过几次残酷的暴力事件。李·哈维·奥斯瓦德不断地袭击他人，其中好几次还包括他的妻子。这些是有名的例子，每年的三十几万起案子则不是那么有名。我们正在设法用手术来制止这种暴力行为，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卑鄙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崇高的目标，举足轻重的目标。”
“可这难道不是大脑控制吗?”
埃利斯说：“你把中学义务教育叫做什么?”
“教育，”那个记者说。
采访就此结束。
埃利斯愤怒地站起身。“我真像个傻瓜。”他说。
“不，一点都不。”安德斯警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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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结局
星期六
1971年3月13日
她正在挨毒打，一阵残暴的猛击使她失去了知觉，她一面呻吟，一面打着滚。
“快!”格哈得边喊边摇着她。“醒醒，简。”
她睁开双眼。房间里黑乎乎的，有人俯身望着她。
“决，快，醒醒。”
她打了个呵欠，一阵阵酸痛由脖子上往下跑。“什么事?”
“你的电话，是本森。”
这话猛地把她惊醒，连她自己都没想到会清醒得那么快。格哈得扶她坐起身，她摇摇脑袋清醒清醒。她的脖子像一根酸痛的柱子，身体的其它部位也僵硬作痛，可她早已顾不上这些。
“在哪里?”
“远程信息处理房。”
她走出房间来到走廊里，明亮的灯光刺得她直眨眼睛。警察还没有走，可他们已经疲惫不堪，双目无神，嘴巴张开着发呆。她跟着格哈得走进远程信息处理房。
里查兹把电话递给她，说：“她来了。”
她接过话筒：“喂?哈里?”
安德斯在房间对面的分机上偷听。
“我感觉不好，”哈里·本森说，“我想要它停下来，罗斯医生。”
“怎么啦，哈里?”她能听出他说话有气无力，慢得有点像是孩子在讲话。经过二十四小时刺激后的老鼠又会说什么呢?
“事情进展得并不好，我累了。”
“我们能帮助你，”她说。
“是那种感觉，”本森说，“现在使我感到疲乏，别的没什么，只是疲乏不堪。我要停止这种感觉。”
“你得让我们来帮助你，哈里。”
“我不相信你们会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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