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我来到一家女浴室。我不怀好意地微微笑者，走上了台阶。门口的跟务员向我投来惊讶一瞥——但不敢阻止我。说来我对这是一个小小的胜利。我走了进去。
强烈的肥皂气和汗臭扑面而来。往里走。我经过衣帽间，衣服一排一排地挂着，突然想到我可以搜走这些衣服口袋里的钱，不过我并未这么做。偷窃在变得太轻易就失去了意义，况且那些发明隐身刑罚的聪明人当然不傻。
我往前走，走进了澡池子。
几百个女人在那里洗澡。发育成热的大姑娘、疲乏的少妇、干瘪的老太婆。有一些脸红了起来;有几个在窃笑。更多的人转过身去把背对着我。不过她们都很注意不对我的出现做出任何实质反应。浴室女管事站在那里，有人如果对隐身犯有什么不恰当举止的话;谁知道她会不会打报告呢?
我于是看她们洗澡，看着在水汽中闪动的裸体，我的感受颇有些矛盾，能够大摇大摆进入这隐密之所使我有一种狡黠的满足感。另一方面，有一种感觉慢慢在我头脑里滋生——是悲伤?厌倦?还是反感?羞愧?
我无法对此加以分析，这后一种感受像一只滑腻的手卡着我的喉咙。我赶紧离开了。肥皂水的气味在以后的几小时还一直刺激着我的鼻孔。
那天晚上我一合眼就会看见裕室里的一幕。不久，我对这个刑罚的新奇感很快就消失了。
到第3个星期我病了。起初是发高烧，接着胃痛，呕吐，以及随后的种种症状。到了半夜我以自己快要死了。一阵阵的痉挛使我痛不欲生，当我勉强支撑着去厕所间时，看见镜子里我的脸都变形了，脸色发育，还渗着汗珠。在我苍白的前额上，隐身徽记像灯塔一般显眼。
我在瓷砖地上躺了很久，浑身无力地吸收着它的清凉。我在想：如果是阑尾炎发作了怎么办呢?这个废弃的残留物，发了炎，马上要穿孔了?
我需要找医生。电话机上盖满了灰尘。他们嫌麻烦没有把它拆掉。不过自从我被判隐身罪以后就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也没有人敢给我打电话。明知故犯地给隐身犯打电话所受的处罚是隐身。我的朋友们，或者说过去的朋友们，都远远地躲着我。
我抓起电话，拔动号码盘。电话接通了，机器人接线生说：“先生，您想和谁说话?”
“医生，”我喘着气说。
“好的，先生。”平静的、不自然的机械声!法律无法判处一个机器人隐身，所以它与我说话不受限制。
屏幕亮了。“一个医生腔的声音向，”你什么地方不舒服?”
“胃病。可能是阑尾炎。”
“我们这就派一个——”他停下了。
我犯了一个错误，抬起了我那张痛苦的脸。医生看见了我额头上的标记，他的眼睛砧亮了一下。
屏幕闪了一下后变得漆黑一片，速度之快仿佛我是伸出了一只患麻风病的手要他吻。
“医生，”我呻吟着。
他走了。我双手搐着脸。这未免走得过头了。难道希波克拉底誓言允许这样吗?一个医生可以对病人的呼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希波克拉底并不知什么隐身犯，医生不能照顾不可见的人的。对整个社会而言我根本就不存在。医生总不能为不可见的人治病。我只有忍着了。这便是“隐身”的不利方面了。如果你乐意，你可以不受阻挡地走进攻浴室，可是当你在床上痛苦挣扎时同样没有人管你。此长彼消。如果你的阑尾破裂了，哈，这对于其他可能步你后尘的人不是一个有力的警告吗!
我的阑尾没有破裂。我活了下来，不过元气大伤。一个人一年不同人交谈可以活下来。他可以乘自动汽车，可以在自动餐馆吃饭。可没有自动医生。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受不了了。一个监狱犯人生病时还能看医生。我的罪行还不足以去蹲监狱，可是我病了没有医生替我治疗。这不公平。我诅咒发明了“隐身”这种刑罚的恶魔。我每天孤独地迎来凄凉的黎明，像鲁宾逊·克鲁梭在他的荒岛上一样孤独，而这里却是有着1200万人口的大城市啊!
我怎样才能尽述这扑朔迷离的几个月来我情绪的变化和我的许多行为呢?
有许多次“隐身”是一种快乐，一种享受，一种财富。在患妄想狂的时候，我对它己能够豁免于那些束缚普通人的条例之外而得意万分。
我偷窃。我到小商店去抢钱箱。店主吓得直打哆嗦，却不敢阻止我，害怕如果喊叫起来的话他本人也会判处隐身罪。不过，如果我知道政府会对所有这类损失进行补偿的话，我也许不会如此开心了。
我乱走乱闯。浴室己经不再吸引我了，不过我闯进其他不能随意进人的场所。我到旅馆里去，在走廊上走动，任意打开房门。多数房间是空的。一些房间里面有人。
我什么都能看到，像上帝那样。我己经是厚脸皮了，我对社会的蔑视更强烈了。
下雨的时候我站在空荡荡的马路上，对着四面八方高楼上隐约出现的面孔恶声叫骂：“谁稀罕。”
我嘲笑、做鬼脸，恶声叫骂。我想，这是孤独引起的一种精神错乱，我走进剧院，在过道上手舞足蹈。没有人向我发出抱怨。我额上的显眼标记告诉他们要自我克制;他们也只好忍气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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