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山东纵队归１１５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丙）将山纵及１１５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罗荣桓、黎玉、陈光、萧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七人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
山东分局随即开会研究贯彻中央这一决定，决定分局委员的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主持财委会。１０月２日，罗荣桓和陈光率师部到达临沂青驼寺，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首次会议，研究了１１５师与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对秋季反“扫荡”也进行了部署。
１０月２８日，中央又给山东发电报，重申上述指示，并明确指出：山东今后应“巩固与扩大１１５师与山纵，使两部打成一片，坚持山东根据地，并在将来必要时，准备发展方向……”中央要求山东纵队和１１５师商量决定具体的集合地点。
在１１５师刚刚到达山东时，中共中央曾有让该部以山东作为跳板，然后继续南下的设想。这也是中央迟迟未统一山东抗日力量的一个原因。通过上述指示可以看出，中央已决定把山东作为１１５师的基本根据地。这样一来，１１５师的基本任务和预设战场就已经很明确，但山东八路军的统一和指挥仍存在问题。
山东纵队虽然“归１１５师首长指挥”，但只是“配合作战”。既然是配合，那就是说山东纵队还不属于１１５师。
统一指挥问题有所突破，但还不是干净利落，对某些问题并未明确。这样一来，矛盾就产生了。
对于同山东纵队并肩作战，１１５师的领导陈光和罗荣桓一直都比较重视。特别是罗荣桓，他身为政委，更为关心。他强调要维护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他经常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如果主力和地方关系搞不好，要由主力负责。这一点，中央要求也很严格。为了增进了解，交流经验，在１１５师和山东纵队之间进行了干部交流，并互相派人到对方部队观摩学习。
因此，１１５师与山东纵队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比较融洽。
为了打通抱犊崮山区与山东纵队机关驻地沂水蒙阴地区的联系，必须控制费县东部的天宝山区。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交通闭塞，相传从光绪以来，就没有向官府交纳过钱粮，真可谓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三打白彦之后，陈光和罗荣桓即争取当地的廉德山地方武装，并于７月间进驻这一地区，开辟了天宝山根据地，随后将师部北移到天宝山区的桃峪，缩短了与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机关驻地之间的距离。
在中央提出由山东纵队和１１５师商量决定如何靠拢后，两个部队之间的矛盾就随之产生。因为由１１５师领导整个山东的抗日武装力量，那么从形式上讲，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就有被１１５师“兼并”的可能，这样就造成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中一些人心理上的不平衡，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于是，山东分局的个别领导就向中央打起了“小报告”，对１１５师司政后机关提出多项指责，同时还向中央建议：“统一山东党政军民领导之具体事项，待会后再定。”这里所说的会，就是１９４０年秋季召开的１１５师高级干部会议。
桃峪不平
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１５师高级干部会议在桃峪召开。这地方有很多桃树，一到春天，漫山遍野都是桃花，非常迷人，因此当地的一些文人就将桃峪与陶渊明的桃花源相比。但当时的百姓并未过上幸福生活，桃峪并不是真正的桃花源。１１５师的桃峪会议也偶起风波。
陈光和罗荣桓主持了这次会议，出席者有各支队和师直机关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鲁南区党委的负责人，山东分局的负责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罗荣桓在大会上作了关于１１５师在山东的总结报告，他说，１１５师进入冀鲁边、苏鲁豫、鲁西、鲁南等地区后，开辟了根据地，给这些地区输送了３００多名党政干部，帮助建立了一批县级政权，扩大了八路军的力量，建立了２个军区，６个军分区。在统一战线中，执行了党的政策，增进了与友军的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各个击破顽固势力，为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还用“争、插、挤、打、统、反”６个字生动地概括了已经在各根据地采用的工作方法。
同时，罗荣桓也指出了１１５师存在的缺点。
一是军事发展与党的群众工作配合不好。由于不善于团结地方干部，求得地方党的配合，造成主力的极不充实，同时地方武装工作薄弱，还没有建立起一块巩固的根据地作为基点。
二是由于部队分散，没有进行必要的整顿，因而纪律松懈，破坏党的政策、损害党的传统的现象已很严重。由当时的形势所决定，八路军只能进行相对分散，并进行游击战，这样一来，上级就无法对下级进行十分有效的控制，有些部队自以为是，并且自觉不自觉地沾染上国民党部队的一些习气。
这种违反纪律和政策的事件，最严重的一次就发生在桃峪会议召开前不久。８月间，已编入八路军的天宝山大队长廉德山叛变投敌，将八路军的一个侦察班和师政治部的几位民运干部扣押在山寨内。９月２日，八路军向叛匪发起攻击。廉德山的部队裹胁了一些群众固守天宝山险峰南大顶，使进攻南大顶的八路军遭到很大伤亡，这激起了攻击部队指战员的极大愤慨。罗荣桓担心部队攻占山顶以后会违犯政策，立即派政治部的两位科长到前线去。然而，直工科长刘四喜又被叛军打死。而另一位同去的科长急红了眼，在攻下南大顶以后，不但没有制止违犯政策的现象，而且自己也枪杀了俘虏。罗荣桓得知后，立即将他撤职，同时批评了有关人员，并派组织部长梁必业去处理。随后，罗荣桓又向上级报告了此事，并作了自我批评。在桃峪会议上，罗荣桓主要是通过这一件事，并联系以前发生的一些问题，再一次强调执行政策、严格纪律的重要性，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在这次会议上，罗荣桓还提出了“治军要严”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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