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开荒种地，帮助群众耕种和收藏。但是，不久很多地方又出现军民争荒地的矛盾。罗荣桓得知此事后，就找山东军区司令部管理科长何敬之商量。何敬之提议到海边去开盐田，罗荣桓当即表示同意，并亲自参加了盐场的规划、建设和后来的晒盐劳动。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军区直属队组织了一支运输队，把自己生产的食盐运到边沿区去卖，来回１００多里路，每一头牲口驮的盐可以赚３０余元。
后来，罗荣桓又指示机关开展多种经营，这样，机关又成立了生产大队，下设３个生产队、２个油坊、１个酱园，还开办了供销店。当时的买卖做得还不算小，他们把山东根据地出产的花生油、豆油，有时远销到上海等地，换回根据地军民需要的药品、纱布、火柴、布匹等生活物资，甚至还可以换回军需用品。
为了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山东八路军甚至把当时在抗大华中分校工作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留在山东帮助工作。１９４２年，返回延安的薛暮桥经过山东，在山东停留了３个月，后来中共中央来电催他回延安。罗荣桓就一面复电中央，要求将薛暮桥留下，一面征求薛的意见。后来，薛暮桥认识到山东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就留了下来。
另外，八路军还开了金矿，在根据地内发行自己的货币（即抗币，山东称为北海币），以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通过自力更生，到１９４４年，山东八路军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当年，罗荣桓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
“部队在生产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一般主力机关每日可以吃到５钱油盐，１斤多菜，每月１斤多肉。并能补助牙刷、牙粉、黄烟等日用品，今年上半年，由于生产盈余，每人解决衬衣１套，体力亦渐增强。”
八路军自己动手，战胜生活困难，不但顺利地渡过了难关，而且也减轻了根据地群众的负担，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你还我干部”
从根本上讲，部队的战斗力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二是武器。其中人是最重要的，而那些经过多次作战锻炼的人则更为重要。他们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有较好的心理素质，还有那种在作战中能随机应变的本领。这些人是部队的宝贵财富。长征结束时，红军只剩３万多人，但后来却不断壮大，战斗力仍没有减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八路军保留了相当一批红军骨干。在抗日战争那种艰苦环境中，这些骨干却是越来越少，少也是正常的，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但有些却是可以避免的，这关键是一个战术问题。
抗战以来，１１５师有一些指挥员习惯于１０年内战中那种猛冲猛打的战术。在与优良装备的日军作战时，有时伤亡过大。
１９４１年２月７日，教导２旅副旅长，人称“张疯子”的张仁初带着一个团，在郯马地区奉命出击时，在重坊附近与从新安镇（今新沂县城）出来“扫荡”的数百名日伪军相遇。敌人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向八路军实施进攻。张仁初跨上战马，举起枪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战士们跟着他勇猛地拼刺刀，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八路军的伤亡也很严重，特别是许多长征过来的老战士和干部都牺牲了。战后，罗荣桓看到牺牲名单时，十分惋惜而又沉痛地说：“都是多么好的战士啊！”
就在这时，张仁初来了。他一脸兴奋的神情，老远就喊“政委！”罗荣桓这次既未让坐，也没有给他倒茶，而是狠狠地盯着张仁初，劈头就问：
“张仁初，你是来请功的吧？你是来领赏的吧？”
张仁初懵了，愣愣地站在那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罗荣桓厉声说：“告诉你，我这里没有功给你，没有赏给你。你真是个疯子！你还我干部，你还我战士！”
一向稳重的罗荣桓政委，此时怒容满面，透过黑边眼镜，可以看到眼睛里饱含着泪水。
“你违反了游击战的原则，拚掉了我们的红军老干部。你赔我的干部来！”
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战争岁月里，作战经验就是本钱，就是财富，有时可以说就是胜利。在作战中损失了那些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老战士、老干部，对八路军来讲，就意味着遭到了比较大的损失。特别是那些红军干部，他们都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不但具有十分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还经受了意志上的磨练。他们很多都曾与罗荣桓一同战斗过，罗荣桓非常深刻地了解他们。一旦失去他们，无论于公于私，无论是从理智上还是从感情上讲，都是难以接受的。
张仁初一声不吭，低着头站在那里。抛开作战的胜利，去想一下所遭受的损失，他的那种兴奋感陡然消失。想到那些永远也不会再见到的战友和部下，他的眼圈也红了。
罗荣桓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语重心长地说：“干革命不能单凭一股冲劲，打仗也不能只靠勇敢。现在我们是开展游击战，不是打阵地战。只管打得过瘾，动不动就硬拚，革命的本钱被拚光，我们怎么向党和人民交待？”
张仁初低着头，十分沉痛地说：“政委，我错了，我请求处分。”
“处分你有什么用？好好地记住这血的教训吧！”
是啊，打仗不能光靠勇敢，要有勇有谋。既讲勇气，也要讲战术，讲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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