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监视器上同时出现的都是游戏，至少有一台，有时候两台、三台监视器上是变动着的数字列、表格或者是图表，这些东西都由那台监视器的使用者观察着。有时候一个人会突然动作起来，键入一些数字，然后观察变化中的数据。有时候布莱因会被叫来，别人一个示意他就从椅子上跳起来，站到那个要求帮助的人后面。他在监视器上这儿那儿指指点点，通常他们似乎把问题都解决了。那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呢?我是不能理解的。
有一次，布莱因离开他的游戏，转到我认为与我们的工作有关的问题上，我问他：“那都是些什么?”
“统计数字。”他回答，连看也没看一眼屏幕。
我是个经过深造的统计员，我懂得很多统计学上表示统计数据的形式和方法。我想，要是那些真的是统计数据，也就算了，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过一张表述统计数据的表格可以用来证明他说的不是神话。它处理的到底是什么数据呢?另一方面，所有那些数据每隔几秒钟都在变化。
“有点难以理解，是吗?”他觉察到我在沉思，就问。
“老实说，我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我弄明白了，它就不那么神秘了。”
“注意!”他飞速地在键盘上敲击了一下，调用了一个不知名的小程序，几秒钟以后，屏幕上的显示完全改变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名字，一个π卡号，一些完整抄录的数据。布莱因把目光从屏幕上移开，看着我，他留给我几秒钟让我自己看一下，然后他开始解释：“这是一份个人档案，你肯定曾经见过这样的档案，或者跟这差不多的东西。”
“彼得·威尔尼斯，”我读了出来，23161908620213，1962年8月19日生于辛德尔芬根，住在沃维森南1区法尔肯路87号。”接下来还有一些有关工作地点、保险、病历和账号等等未解码的数据，再下面就仅仅是数字行了。可这一次的数字都是没有变化的数字，它们是固定的、永久性的数字，也许是一些统计资料，用我以前所熟悉的形式出现。
“万一真有其人，你把他弄在屏幕上，这可是严重违法的，对吗?”我直截了当地说。
布莱因惊奇地盯着我。这是一种装出来的惊奇，我想。
“真的吗?违法的?”
“啊，是的，数据保护法等等。”我说。突然之间我发现有好几个同事都惊奇地围过来看着我。
“噢，噢，”布莱因咧开嘴笑着说，“这样的傻话可千万别说出来!”
看来他觉得我第一天对工作能了解这么多已经够了，至少是这个五十岁的彼得·威尔尼斯一瞬间已经从他的屏幕上消失了，他又把它变成了游戏，引导一只尽可能不浑身颤抖的老鼠穿过由燃烧着的圆圈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立体迷宫。
快到五点的时候，几个叽叽喳喳闲聊着的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涌进了屋子，接替了那些监视员。我吃了一惊，谁也没有跟我说过在这个岗位上还有倒班，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布莱因回答了我的疑问。可是为什么要设立这么一个处，一天到晚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打游戏，还要每班八个人二十四小时三班倒呢?我弄不明白，我只有一种感觉，还有一些东西我得好好了解。
下班的时候我看见那八个刚上班的人已经各就各位，他们全都跟我年龄相仿，也是一色的蓝灰色或者黑色的牛仔裤、T恤衫或者开领短袖紧身衫，就像我一样。没有一个人西装革履或者打领带。我对上夜班的这八个同事不再有什么新奇感，我知道，他们的样子跟我一样。很显然，在这个不公开的处里，每天二十四小时有三班八个清一色的年轻人在不停地运作。看样子，我是被选中作为其中之一的。我乘坐电子包车去西2区，我还要去采购些东西，好让这个夜晚过得舒适一点。在沃维森购物，就像在慕尼黑一样，是一件轻松的事。大市场的玻璃穹顶既可以遮风避雨，也可以隔开大雾和臭氧。人们从一家商店逛到另一家商店，用不着留神汽车或者发了疯似的公共大巴士或者出租车。在所有的商店里，只要用π卡就可以去要一辆购物车，可以在整个大市场里用。要是买的东西多了，那就可以把购物车一直拉到自己住的公寓去，在那里有专用的电梯，可以把购物车送到要去的楼层，然后把车推进自己的厨房，把东西卸下来。再把车送回电梯，用π卡把它退回就行了，一个全自动的系统会把购物车送回购物中心。这种服务的费用很低，如果有人想更方便一点儿，就先不把选好的货物送到收款处，而是交给送货处去送货上门就行了。送货处会在你约好的时间把东西送到房间里。我有现金，自从住到沃维森以后还一直没用过，不过我还是像在慕尼黑那样随身带着小钱包，里面装着几张一百欧元的钞票，可是这儿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用那张小小的π卡来支付。
在这个晚上，我既不用送货服务，也没把购物车推进厨房，我只买了一个面包、两瓶波尔图葡萄酒和几个苹果。这些东西我自己带得了。在大市场里拥挤了一番之后，我又回到了42层上那阴森的蓝色的走廊。在电梯上升的时候，我用口哨吹了一支小曲，可是那些暗蓝色的、上面有号码的门一扇也没有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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