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恨生活和爱情。”诺拉说，“我看她就像一块冰，她的手指冻结在键盘上了。”
我又东拉西扯了一大堆了，弗朗索斯，那是我的生活，我不允许破坏我的生活。谁知道您怎么理解我说的这些事呢。
我不是检察官，图波尔。请您不要忘记这点。请您至少再给我讲一件事，根据档案，您一年后和诺拉结了婚，为什么?那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因为那样一切都会暴露无遗，对吗?
呃，是这样的，我们想要一个孩子，而诺拉想为孩子要一个家庭。当我们知道结婚可能意味着暴露我的真实身份时，我们就玩起了几乎可以说是俄国轮盘赌。我们订了婚，诺拉用的是真的π卡，我用的是假的。
我请了假，躲了三个星期。
接着，结婚证书就寄给了我们。很显然，没有人注意这份伪造的档案，克莉丝对整个工作做出了贡献。
我们签了字，我从那时起就叫弗拉基米尔·肯尼迪了，用这个名字我感到稍稍安全一点了。
几个星期以后诺拉就怀孕了。
您的女儿叫莎拉·肯尼迪，是吗?在档案上写着，这个家庭迁到了靠近基拉尼的一个村子里，住进了自己的小房子里，那位祖母也跟他们同去了。两年半以后，儿子洛曼·肯尼迪出生了。
哦，您看，弗朗索斯，档案是怎么撒谎或是隐瞒真相的。大多数时候，生活中好的东西档案里根本找不到，生活的幸福根本不是档案袋的两层封皮之间的那种东西。
孩子们使克莉丝解冻了，她对孩子们来说像一个真正的祖母。她和他们出去散步，跟他们玩，一连几个小时给他们读书，就连她的计算机也仿佛一下子不那么重要了。
孩子们叫她玛丽奶奶，她死的时候，两个孩子哭了整整一天。当然，我也是疲惫不堪，不过说心里话倒还是觉得轻松了一点儿。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的恐惧感又回来了，万一人们忽然发现我们的踪迹，那诺拉该怎么办?孩子们又会怎么样?
克莉丝死了以后，我曾幻想，过去生活中的影子将会销声匿迹。我忽视了，即使人不存在了，蛛丝马迹却不会被抹掉。
您是对的，图波尔。据我对克莉丝的估计，她曾经努力防止后来发生的事。在档案上有这样的记录：2024年祖母艾娃·玛丽娅·瑞贝茨科去世。在出示死亡证明时，地方当局确定，有一个同名同姓、同一出生地点和同一生日的女人已在十二年前去世。她是在一次车祸中与她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一起在2012年死去的。基拉尼的地方当局向沃维森的数据中心通报了这起数据相同的情况，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他们在早晨五点的时候把我从床上叫起来，时间这么早，我设想到了一切，就是没想到是穿着防弹背心的警察。我的孩子们还在睡觉，我没有机会同他们告别。我在这儿已经有两个月了，弗朗索斯，我想念我的妻子，想念我的孩子。
您有孩子吗，弗朗索斯?
有，像您一样，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不过他们都几乎已经是大人了。
我可以问您一点什么吗，弗朗索斯?有两件事叫我不得安宁，您能回答我吗?
请问吧!
布莱因，他那天早上拿着一摞带子从克莉丝的房间里出来，这个情景总是一再在我的眼前出现。他要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他是对手那边的人吗?您知道，他经常显得就像是我的一个朋友一样，可是后来我觉得自己被出卖了，被利用了。
您能理解吗?他为什么不直接对我说一句：“喂，图波尔，你可要当心，你正在陷到什么事情里去。”
他为什么不警告我呢?
我对此并不完全了解，图波尔。可是我认为，你们两个人同样在幻想某种东西。布莱因的名字在档案上只出现了一次——是作为数据中断的评估专家。我想，他们是在克莉丝的房间里给他打了电话，让他来帮助他们。他后来坐了几个星期的监狱，可是在这段时间的审问记录中并没有出现您的名字，他似乎是对他所知道或者预料到的事情保持沉默了。我认为，图波尔，布莱因是您真正的朋友。
好吧，这使我宽慰了一点儿，当然也是因为他没出事。不过您还得跟我说说，对我来说，什么才能让我从这儿出去呢，弗朗索斯?他们要把我关多久呢?
我不是法官，图波尔，也不是检察官，我仅仅是欧洲法院的调查员，我只是查证关押是不是合法。您从明天起就不会在单身牢房里了，图波尔。这是肯定的，孤独将会过去。
这倒不错，再往下呢?
我看不像广告上说的那样是恐怖分子的团体所为，我看也不是故意杀人，它仅仅是一种愚蠢的举动，也许甚至只是一种紧急状态。当时很多由计算机制造出来的东西，今天都是不合法的。而您至少因此目睹了一次这样的紧急状态，这样看来，那也许是一次紧急自卫。
可是……?
当前，别的法律已经生效了，图波尔。不论您是否愿意，您改变了这个世界，也改变了法律的世界。您也许把我当做您的救星，也许您还会说，我可以举杯祝酒了，可是事情决不是这么简单的。您已经使一架机器运转起来，就连我也不能让它停下来。
那么法律呢?
图波尔，您已经用事实不自觉地证明了，某些法律是有缺陷的，证明了存在着一种刑事犯罪的灰色区域。人们认识到了，人们对被他们赋予了这么大权力的计算机也必须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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