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午在办公室的效率很高，把文件整理了一遍。我有四个银行专用的盒子，1987年的案件材料都用盒子装了起来，这样就给今年腾出了地方。我把这些盒子放在办公室后面的储藏室里，储藏室在小厨房和浴室之间。我去了一趟办公用品商店，买了些新的悬挂式文件夹，十几支我最喜欢的“舵手”牌圆珠笔，有衬里的黄色便纸簿和即时贴。我看见了一本1988年的日历，也把它塞进了购物篮里。
我开车回办公室的时候，想了想那个不知下落的目击者。在公共汽车站闲逛似乎是个浪费时间的做法，即使每天闲逛一个小时也是浪费时间。最好从源头上去找。再次坐到桌子前时，我给大都会公共交通局打了个电话，找了那里的值班督导。我想跟在城市学院周边地区路上跑的公共汽车司机聊一聊。我简要地把莉萨·雷撞车的事跟他说了，而且告诉他，我非常想跟跑这条路线的司机谈一下。
他告诉我有两路公共汽车经过这里，16路和17路公共汽车，说我最好找一个名叫杰夫·韦伯的人。他早上7点钟从小教堂和卡皮罗街的运输中心出发，在镇上转一大圈之后，沿帕里萨德大道回中心，每一趟要花四十五分钟。他下班的时间一般在3点15分。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里我给自己好好当了一回秘书，打字、归档、整理桌面。2点45分，我锁好办公室，前往与长途汽车站毗邻的大都会公共交通局大楼。我把汽车停在付费停车场，带着一本平装本小说在大楼里坐下来。
售票员看见杰夫·韦伯从衣帽间出来时便指给我看。他胳膊上搭着一件夹克，五十多岁，制服的口袋上挂着名签。他个头很高，小平头，金色的头发有些许灰白了，白色的眉毛下面有一双蓝色的小眼睛。他的鼻子很大，有晒斑，衬衣衣袖短了两英寸，骨瘦如柴的手腕露了出来。他太高了，胳膊又特别长，他如果打高尔夫球的话，需要俱乐部给他特别订做衣服。
我在停车场追上他，一边自我介绍，一边递上自己的名片。我给他的材料他看也没看，但当我开始对那个要找的人进行描述时，他显得彬彬有礼，非常专心。
我一说完，他就说：“哦，是的。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人。”
“你知道?”
“你说的是麦尔文·唐斯。他干了什么?”
“什么也没干。”我又把那起车祸详详细细讲了一遍。
韦伯说：“我想起来了，不过，我没有亲眼看见车祸是怎么发生的。我在那站停下来时，有辆警车和救护车已经到达现场，交通慢了下来，像爬行一样。警察正在千方百计疏导交通。虽然只耽误了十分钟，却是件棘手的事情，当时我车上没有一个人抱怨，但我感觉得到他们烦了。许多人刚刚下班，急着回家，马上就要开始周末长假了，他们有点急不可耐。”
“唐斯先生呢?那天也坐了你的车吗?”
“大概吧。我每周一般都要看见他两次——在星期二和星期四的时候。”
“呃，他那天一定也在那里，因为发生车祸的双方都记得见过他。”
“我不怀疑这一点，我的意思是，我不记得他上没上汽车了。”
“你了解他吗?”
“从我的观察来看，他人不错。他虽然很和蔼，但不像别人那样喜欢唠叨。他坐在靠近汽车后面的位置，我们没有多少机会说话。车上人多很挤的时候，我看见他不是把座位让给残疾人，就是让给老人。我从后视镜里见过很多次，他这么有礼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样的事情并不多见。我们小时候学的那些礼仪如今都不教了。”
“你觉得他就在那附近工作?”
“我猜是这样，不过，我无法告诉你他在哪里工作。”
“我跟别人谈起过他，他们认为他可能是做零工的，或者是工地上的工人。”
“很有可能。那个地方住着很多上了年纪的女人、寡妇和退休的职业妇女，她们或许需要雇个零工。”
“你是在哪里把他放下来的?”
“我一直把他带到这里。他是在终点站下车的。”
“知道他住在哪里吗?”
“我碰巧知道。在弗洛雷斯塔附近或玛德琳娜附近的戴夫莱文街有个公寓酒店。很大，木头建筑，黄颜色，有环形走廊。天气很好的时候，我看见他在外面坐着。”他停下来看了一眼手表。“对不起，我只能帮你这些了，我妻子已经在路上了。”他举起我的名片，“我把这个留下来，下次见到麦尔文时，把你找他的事告诉他。”
“谢谢。请把我想找他谈谈的事告诉他吧。”
“好的。太好了。肯定会的。祝你好运。”
我回到汽车上，绕着这个街区转了一大圈，其间经过小教堂路，又沿戴夫莱文街而下，后者是一条单行道。我放慢车速，寻找那栋黄色的公寓酒店。这个地方跟我住的地方一样，单一的家庭住宅和一些小公司奇怪地混合在一起。许多位于转角的住宅，尤其是那些离市中心较近的住宅，都变成了夫妻店：有一个小市场，还有一家卖酒和服装的小商店，以及两家古董店和一家二手书店。我找到那家酒店时，后面排了一长串车子，我从后视镜里看见紧跟在我后面的那个司机对我做了个粗鲁的手势。我在第一个转角处右转，又开了一个街区才找到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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