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拿起电话，拨了那个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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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0点45分有个约会，要讨论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我现在关心的头等大事。上个星期我接到一个名叫洛威尔·埃芬格的律师的电话。七个月前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后来这起事故作为人身伤害案起诉了，他是被告的代理律师。去年5月，在阵亡战士纪念日(注：5月30日，美国用以纪念阵亡将士的日子。官方纪念活动在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举行。)之前的那个星期四，他的当事人莉萨·雷开着一辆1973年生产的白色“道奇·达特”，从城市学院一个停车场出来左转时，被迎面而来的一辆大篷车撞了。莉萨·雷的座驾严重受损。警察和护理人员都来了。莉萨的头撞破了，护理人员给她检查之后建议她去一趟圣特雷医院急诊室。很明显，她没采纳这个建议，去一趟要耗掉几个小时，于是只好送她回家了，一起送回来的还有一些警告和一个开有镇痛药的处方。他们告诉她脑震荡有哪些注意事项，并建议她，如果需要，去看看自己的医生。
大篷车司机米勒德·弗德利克森在那里唠叨个不停，但基本上没有伤着。他的妻子格蕾蒂斯伤势较重，她坚持要送她到圣特雷医院去，急诊室的检查结果表明她得了脑震荡，严重挫伤，脖子和腰部的软组织受伤。核磁共振成像显示，右腿韧带撕裂，随后的X光显示，一个骨盆破裂，两根肋骨断掉。医生给她做了治疗，随后还要咨询整形外科医师。
莉萨当天就通知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把她的情况告诉了加利福尼亚职工忠诚保险的调解人，碰巧我跟这个调解人曾在一个办公室工作过。星期五那天，也就是事发之后的第二天，那个调解人玛丽·贝弗劳尔跟莉萨联系，记录她的证词。按照警察的报告，错在莉萨一方，因为她要确保安全后才能左转。玛丽到事发地点照了相，也把两辆车的受损情况照了下来。然后对莉萨说，去评估一下吧。虽然她觉得这辆车没多大用处了，但她还是想要个数字作为资料保存下来。
四个月以后，弗德利克森一家上诉了。我看过诉状，里面有很多“鉴于”、“然而”、“但是”、“相反”、“为何”、“因此”之类的，足以把一个普通公民的裤子吓得掉下来。据说原告的“健康、力量、活动均受到了伤害，身体上遭受了严重、永久的伤害，精神和情绪上受到了惊吓，已经导致并将继续导致原告情绪萎靡不振，精神和肉体痛苦不堪，进而导致失去夫妻之间的正常生活……(等等等等)。原告的索赔包括但不仅限于以前和以后的医药费、扣发的工资、事故中产生的所有费用，以及法律允许的各种补偿性赔偿。”
原告的律师海蒂·布赫瓦尔德认为，要拿出一百万才能抚慰和减轻她的当事人的痛苦，当事人看到那后面的一串零时就会感到非常安慰。我以前在法院办事的时候见过海蒂一两次，离开时我有个想法，就是希望再也不要见到她了。她五十多岁，又矮又胖，盛气凌人，缺乏幽默感。我想象不出来她除了好斗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她对待对手就好像人家是垃圾，对待被告就好像人家低她一等似的。
一般来说，在这样的讼案中，一审法院会指定一个人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但莉萨·雷认为用自己的律师更好。她态度很坚决，不同意庭外和解，并请洛威尔·埃芬格做她的代理律师，她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她感到一审法院会千方百计地拖延。警察报告的情况恰恰相反，莉萨·雷发誓说她没有错，是米勒德·弗德利克森超速，格蕾蒂斯没有系安全带，这两条本身就触犯了加州的交通法规。
我从洛威尔·埃芬格那里取来的卷宗里有很多文件的复印件：被告关于提供物证的请求，关于提供物证的追加请求，医院急诊室的病史档案，给格蕾蒂斯·弗德利克森治疗过的医务人员的报告，还有格蕾蒂斯·弗德利克森、她的丈夫米勒德以及被告莉萨·雷的证词的复印件。我快速地读了一遍警察的报告，迅速翻了一遍书面质询的记录。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那些照片和现场草图，这些照片和草图把两车碰撞前后的相关位置都标示出来了。在我看来，对目击者的证词还存在分歧。目击者当时的意见是支持莉萨·雷的说法的。我告诉埃芬格，我要去调查一下，然后回来，10点钟左右跟玛丽·贝弗劳尔见面。
我去加利福尼亚职工忠诚保险办公室之前已经做好了思想和情感上的准备。我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后来跟公司不欢而散。当时有个安排，按照这个安排我可以有个办公场地，但条件是，我要负责调查纵火案和非正常死亡案。玛丽·贝弗劳尔当时刚在这里租房，二十四岁，新婚，有一张漂亮清新的脸蛋和一个聪慧、精明的头脑。如今她已经有四年的工作经验，跟她打交道是件乐事。我坐下之后检查了一下她的办公桌，看能不能找到装在相框里的她的丈夫彼得的照片，以及这几年中可能抽空生的小孩的照片。显眼的位置什么也没看见，我心想，她在养儿育女方面到底是个什么运气啊。我想最好还是别问了，于是继续手头的工作。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道。“格蕾蒂斯·弗德利克森伤势真的很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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