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芝莞出逃时携带了为数可观的金银财宝，后来被郑成功收回。但是，郑成功等人的家产无疑有相当一部
分被清军掠去。
② 《先王实录》。按，郑成功信中所列金宝粮饷数字虽然比较具体，但这封信实际上是写给清廷看的，难
免有所夸张，不能全信。比如“米粟数十万斛”按当时清军船只的运载能力就不可能在短期内运回大陆。
张学圣、马得功、黄澍后来受审时也不可能隐匿这批粮食。江日升《台湾外纪》中记郑芝莞战败后“席卷
珍宝，弃城下船”，成功妻董氏登上此“重载”之船，芝莞恐“识破机关”，再三请她移乘家眷船，董氏
坐而不动。后来，郑成功“将董氏所乘芝莞船积藏金银搬充军饷”（见该书第九十六—九十七页）。可见，
郑芝莞出逃时携带了为数可观的金银财宝，后来被郑成功收回。但是，郑成功等人的家产无疑有相当一部
分被清军掠去。
④ 见上引《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十九页。
① 《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六十三页，顺治九年八月十一日厢黄旗正钦尼哈番（即镶黄旗精奇尼哈
番）郑芝龙奏副中说郑芝豹是他的五弟。参见石井本《郑氏宗族谱》。
安平）老家，处于清方控制区内。张学圣等决定偷袭厦门时，搜集了七十条
船，其中郑芝豹提供了八艘。马得功之所以能轻易地攻占厦门自然同郑芝豹
有关。三月十二日，张学圣、黄澍到厦门作短暂停留（估计是去同马得功分
赃）后，马得功仍留在岛上。这时，郑鸿逵带领从广东返回的部分军队到达
厦门，“复将城围住”。马得功向张学圣求援，张派漳州参将冯君瑞领兵六
百往援，遭到郑军阻击，不能进城。马得功被困在中左所城内，无法脱身，
又估计到郑成功主力回师后必遭灭顶之灾。于是，他派人去安海向郑芝龙的
母亲求情，请黄氏写信给郑鸿逵让他网开一面，放清军返回大陆。郑鸿逵碍
于母命，除了归还缴获的郑芝豹提供的八艘船外，另派三十艘兵船将马得功
及其部众送回大陆。郑鸿逵后来写给郑芝龙的信中谈到这件事说：“泉镇马
得功贪恋无厌，尚留岛上，被各舟师重围，三战三北，援绝势孤，乃乞命于
弟。弟怜海百万生灵纷纷逃窜，不得安生乐业，姑许其请，遂纵舟全渡人马，
使得功生还泉郡，弟之力也。”下文说“大侄”郑成功回师后得知马得功被
他放走，非常不满，从此“相见尤罕”②。
当使者带来厦门失守的消息时，郑成功大为震惊，部下将士担心亲属安
全，“哭声遍闻”，一致主张回师厦门。这里涉及到郑成功统军入粤究竟是
出于什么目的？跟随他出征的户官杨英特别强调郑成功对永历朝廷的忠心。
他在书中记载郑成功对部下将领说：“奉旨勤王，今中左既破，顾之何益？
且咫尺天颜，岂可半途而废？国难未报，遑顾家为？”由于“诸镇亦来劝驾
回棹，谓三军各怀家属，脱巾亦是可虞。藩无奈，姑南向拜曰：‘臣冒涉波
涛，冀近天颜，以佐恢复，不意中左失守，将士思归，脱巾难禁。非臣不忠，
势使然也。’挥泪痛哭，三军哀恸。入谕诸将曰：‘班回杀虏，须足粮食，
先就近处取粮满载，俟风开驾，何如，’请将曰：‘可。’”①后世学者不少
人都相信杨英的说法，朱希祖在《从征实录》（即《先王实录》）序中盛赞
该书记载郑成功“勤王”事迹之详，“实为成功大增光彩”②。其实，杨英对
“藩主”事迹的记载有许多溢美掩饰之词，不能轻易相信。顺治八年春（1651）
广东省处于清平、靖二藩占领之下，广西的大部分地区也已被定南王孔有德
占领，永历帝局促于南宁，朝不保夕，孙可望的军队主要集中于贵州省，郑
成功的海师距离永历朝廷的行在相当远，完全不像杨英代郑成功立言所说的
“咫尺天颜”。如果郑成功此举目的在“勤王”，就必须同清平南、靖南、
定南三藩进行大规模的陆上战斗，郑成功未必有这样大的决心和兵力。1653
年（顺治十年）郑成功给郑芝龙的信中说：“儿于己丑岁（1649）亦已扬帆
入粤屯田数载矣。不意乘儿远出，妄启干戈，袭破我中左。”郑鸿逵给郑芝
龙的复信中也说：“辛卯春（1651，顺治八年），本省抚、镇、道觑大侄屯
田于粤，侵掠中左”①。可见，郑军的几次进攻广东（包括1649 年进攻臣属
永历朝廷的郝尚久所据潮州府都是为了“屯田”，即搜括粮饷。1651 年的广
东之役固然是抗清运动的组成部分，但像杨英那样描绘得栩栩如生志在勤
王，根本不符合当时的形势。
三月二十五日，郑成功率舟师从大星所一带返航；四月初一日到达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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