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果断有智略，又其诸弟李元泰、李建捷皆军府要职，最称骁健。元胤至，
诸将即有异志，元胤亦足以制之矣。于是移军府于南龙，宿重兵于岭上，北
① 康熙五十九年《西江志》卷三十三，武事五记：“大军屠信丰。”
② 顺治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南赣总兵胡有升“为汇报满汉官兵剿灭广逆恢复信丰异常奇捷事”题本，见《镇
虔奏疏》卷上；《明清档案》第十册，A10—86 号即为此件揭帖，但后半部分已残缺。同月二十九日南赣
巡抚刘武元有同一内容的题本，见《虔南奏议》卷二。
③ 钱秉镫《所知录》卷三等书记载成栋渡河至中流时，“人马俱沉”，略误。鲁可藻《岭表纪年》卷三记
于二月，云：“成栋札营信丰，分兵取各县，意在孤赣之援以困之也。赣侦知，分兵单趋信丰。成栋度不
支，合各镇走。自饮火酒十余瓯，渡河投水死，辎重器具无一存者。虏骑掠至南雄而回。”
① 钱秉镫时在广州，亲见其事。所引见《藏山阁诗存》卷十一《行朝集·己丑》《广州杂诗》。
师虽锐未可长驱而入也”②。永历朝廷的当权人士既昧于洞察形势的能力，又
缺乏知人之明，以为趁李成栋溺水而死的机会可以通过任命刘远生为总督把
广东一省军政大权收归朝廷。结果事与愿违，杜永和联络诸将推自己为留后，
实际上又节制不了原先同自己地位相仿的将领，广东的局势从此逆转。杜永
和等人毫无远志，一味麇集于广州等富庶之区，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①。
② 钱秉镫《藏山阁文存》卷五《粤论》。
① 鲁可藻《岭表纪年》卷三记：五月，“以董方策守罗定，杨大甫守梧州，马宝守德庆。虽云为忠贞入粤，
实各勋镇与杜永和不相下，不肯听其调度，求入内地养闲也。”新泰伯郝尚久在上年（1648）即由李成栋
派驻潮州。张月、罗成耀等均随杜永和遁回广州。可见，成栋身亡后，部下主力除武陟伯阎可义率部镇守
南雄外，其他都驻扎于广东南部。
第十七章 北方各省的反清运动
第一节 山东等地的反清斗争
历来讲南明史的人大抵都把视线集中于江南，很少甚至完全不涉及黄河
流域的反清复明的运动。自然，南明的几个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相对而
言明、清对峙的局面在南方表现得最明显；但是，北方汉族官民的反清斗争
是不容忽视的，这种斗争不仅牵制了清廷兵力，延长了南明政权存在的时间，
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姜瓖等的反清复明）对清廷的威胁更大。人们常有
一种错觉，以为清兵入关以后，推行民族征服、民族压迫政策在南方遇到顽
强的抵抗，而在北方除了一些所谓的“土贼”和“兵变”外，统治相当稳固，
没有出现多大的社会动荡。实际情况并不这样简单。分析一下1644 年夏季以
后的全国形势，应当说黄河流域和南方各省确实存在差别。随着以崇祯帝自
尽为标志的明王朝覆亡，黄河流域的汉族官绅一度受到大顺政权的沉重打
击，不少人把满洲贵族建立的清廷看成维护自身利益的新靠山；而江南官绅
并没有亲身经历这场大变革，他们考虑的重点是维护自己的安乐窝。然而，
江淮以北的辽阔地区同样存在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清廷标榜的“代
明剿贼”，“吊民伐罪”以及对汉族官绅的某些笼络政策只收到部分效果，
既不能代表广大贫苦农民的意向，也不能说所有北方汉族官绅都心悦诚服地
归顺清朝。在大顺政权统治的短暂时期里，农民们如释重负，扬眉吐气，由
衷地拥护实行免赋政策的大顺政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甲申夏季，原先
到处“土贼蜂起”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一度出现了“太平景象”。
可惜好景不长，清军入关后，公开宣布维护当地官绅的既得利益，同时恢复
征粮征赋，新旧官绅有恃无恐地大搞反攻倒算，各地自发性的武装反抗烽火
连天，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甚至超过了明末崇祯时期。另一方面，汉族官绅
慌不择主地投靠清廷，为时不久就发现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如剃
发改制、重满轻汉、重辽东旧人轻新附汉人，自己的尊严和利益受到不同程
度的损害。华北地区的汉族官绅在政治态度上随之发生分化。一部分官绅忍
气吞声乞怜于清廷；另一部分官绅在1645 年（顺治二年）六月以后眼看满洲
贵族征服者的骄焰日益显露，由依附清廷转变为公开或秘密反清。著名的例
子如上文提到的凌..；降清任青州道参与镇压赵应元起义的韩昭宣后来跑回
山西同虞胤等人组织抗清；濮州乡官叶廷秀在1644 年（顺治元年）八月向清
山东巡抚方大猷呈请速派援兵镇压“土寇马应试”，以“救民水火”①，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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