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序应在福藩，大宝之御无可迟滞之端”②。给事中李清、章正宸，进士郑
元勋等人也持相同态度。李清记载：“北都变闻，在籍钱宗伯谦益有迎潞王
议。扬州郑进士元勋密语予：‘予语里人解少司马学龙曰：福从此始矣，神
宗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孙立侄？况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
万一左良玉挟楚，郑芝龙挟益，各挟天子以令诸侯，谁禁之者？且潞王既立，
置福王于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动天下之兵也，不可。”接着又说章
都谏正宸力主应“以福藩为国本”，“时草野闻立潞，皆不平；及（福）王
监国，人心乃定”①。然而，江南士绅中的一部分东林党人却从狭隘私利出发，
强烈反对由福藩继统，原因是朱由崧的祖母是备受神宗宠爱的郑贵妃，从万
历到天启朝廷上围绕着储君问题展开的“妖书”、“梃击”、“移宫”等轰
动一时的案件都同郑贵妃有关，何况正是由于东林党人的力争，神宗和郑贵
昨史公书来，云：‘上已航海而南，东宫亦间道出矣。’出司马札示余，余时喜不胜”。这一讹传在李清
《三垣笔记》中也有记载：“北都既陷，蒋辅德璟以致政抵高邮，云先帝已北来，有见之天津，与周后及
内官数十人俱装饰一样。且云郡邑不宜遽设龙亭哭临。”蒋德璟在北京失守前夕以大学士致仕南归，史可
法相信他的话自在意料当中。杨廷麟诗云：“可怜海上传南狩，犹向延秋望六师。”（《杨忠节公遗集》
卷四，《恭挽大行烈皇帝六首》）杨廷麟时在江西，可见这一消息传布甚广。
① 归庄《左柱国光禄大夫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路文贞公行状》，见《归庄集》卷八。
② 刘城《峄桐集》，文，卷七。
① 李清《三垣笔记》下，《弘光》。祁彪佳（时任苏松巡按）在自己写的日记中也描写了五月初一日福王
朱由崧到达南京时，“所过民家俱供香花，纵市人瞻仰，都人以纱灯数百盏来迎。生员、孝廉时有伏谒于
道傍，人情欢豫”。次日，他在奏本中说：“昨者殿下驾入南都，士民欢悦，夹道拥观，即此人情，可卜
天意。”见《祁忠敏公日记·甲申日历》。
妃希望立福王朱常洵（即朱由崧的父亲）为太子的图谋才化为泡影。因此，
他们担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旧案，自己在政治上将会失势。在籍礼
部侍郎钱谦益当时被视为东林党魁，他两次从原籍常熟赶往南京，以“立贤”
为名，到处游说，提议迎立潞王朱常淓。支持钱谦益的有南京兵部侍郎吕大
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人。一度
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首席大臣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倾向于东林党的人物，
他内心里对拥立福王有所顾忌，但又认为应该按伦序迎立神宗的子孙。
各种南明史籍在迎立问题上记载非常混乱，原因是弘光既立，先前持异
议者不免改口，局外人士又难免轻信风闻和自我揣测，弄出种种误解。比较
而言，最可靠的记载是直接参与其事的姜曰广所著《过江七事》①。按姜氏记
载，当时“江南北诸绅”（指钱谦益等热衷于东林门户之见的官绅）“群起
拥潞王”。作为实权人物的史可法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是东林党人左光
斗的得意门生，自然对拥戴福藩继统心存疑虑，但又担心舍亲立疏将引起更
大的政治风波。经过反复考虑，他暗自决定前往浦口同凤阳总督马士英商量
在桂王与福王之中选定一人。史、马密商的结果是“以亲以贤，惟桂乃可”②。
至于惠王朱常润不在议立之列是因为他迷信佛教，不懂世事。（朱常润次年
降清后给清廷的奏疏中说：“臣自髫年皈依释教，性甘淡薄，只知焚祝，毫
无外求。”①）第二天，史可法亲自写信给南京高级官员说明定策意见：“迎
桂者何？以福、惠之有遗议也，乃舍而立桂也。其潞藩则仿古兵马元帅之制
暂借统兵马。”②南京的官绅对于这个折中方案比较满意，由南京礼部准备乘
舆法物前往广西迎接桂王。就在这一关键时刻，马士英由浦口回到凤阳，突
然得到报告守备凤阳太监卢九德勾结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决定拥立福
王朱由崧。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一、卢九德在万历末年曾在宫中为老福王
朱常洵服役，由他出面联络三镇当出自朱由崧的幕后策划。李清记载：“时
王闻，惧不得立，书召南窜总兵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协谋拥戴。刘泽清素
狡，先附立潞议，至是以兵不敌，改计从杰等。”③二、高杰、黄得功、刘良
佐的积极参与拥立显然是为了攘取“定策之功”增强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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