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等全无干涉”，故意把姜瓖起兵反清说成只是误解了清廷意图，给以下台
的机会，接着宣布若能悔罪归诚，仍将“照旧恩养”①。然而，姜瓖反清的导
火线固然同阿济格重兵迫境有关，根本原因在于满汉民族矛盾。举事之前既
已遭到清廷猜忌，反清之后再图归顺好比覆水难收，前途更不堪设想，因此
他对多尔衮的安抚置之不理。多尔衮见解释无效，决心武力解决。1649 年（顺
治六年）正月初四日，他派敬谨郡王尼堪等统兵入山西。二月间，多尔衮亲
自带领军队往征大同。在攻克浑源州、招降应州和山阴县后，突然接到北京
传来消息，他的同母弟辅政德豫亲王多铎染上天花，病情危在旦夕。多尔衮
② 参见顺治六年四月山西巡按蔡应桂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十册，A10—71 号；同月山西巡抚祝世昌揭
帖，上书A10—74 号。
③ 傅山《霜红龛集》卷十五《汾二子传》记：“己丑（顺治六年）四月，大同兵以明旗号从西州入汾，薛
（宗周）以策干帅江某，劝急捣太原虚，江不能用。”有人劝薛宗周不要参加复明义举，“薛厉声言：极
知事不无利钝，但见我明旗号尚观望，非夫也”。按，“江某”即义军山西巡抚姜建勋，见康熙三十九年
《重修静乐县志》卷十《己丑纪变》。
① 顺治六年八月陕西总督孟乔芳疏报：“山西逆寇虞允等称伪永历年号，陷蒲州及临晋、河津等县。”见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二。
②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上。
③ 见《明清档案》第十七册，A17—164 号，河道巡抚吴景道题本。
④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七《忠义一》，中华书局排印本，第四十四册，第一三四七一页。
①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一。
无心恋战了，三月间在赶回北京的途中，他来到大同城下，希望凭借自己的
最高权威劝说姜瓖投降。在谕旨中说：“向使他人至此，尔或顾畏不从；予
兹躬临，可欢然来顺。如来归顺，庶阖城获苏。予方欲天下之人戴吾恩德，
尔姜瓖诸罪悉与赦免。谕到可即出降，自恩养如故。勿更怀疑虑，以贻害阖
城官民也。予来尔不归顺，则再无生路矣。予言一出，脱有反覆，天下之人
谁复信之？”②
姜瓖在回信中先列举了自己为清廷立了大功，“未有毫发罪过”，然而
不仅“未蒙升赏”，跟随他降清的百姓“亦阽危已极。且选出各官又肆行陵
虐，民盖难堪。顷者，英王师至，催办粮草，绅士军民苦不可当。动辄欲行
杀戮，臣与大同一方百姓委属无辜，谁肯坐而守死？”接着，他针对多尔衮
的谕旨表示，“况阖城之人矢志誓死，王纵开诚肆赦，谁敢遽信？是惟更降
一谕，明指以全活之方。若不开恩，臣惟率众以俟，无他想望矣”①。姜瓖要
求多尔衮“指以全活之方”含意是什么，史无明文，按当时情况推测是让清
廷退兵，使大同地区的军民有实际的安全感。而且，当时晋、陕反清义师风
起云涌，姜瓖的回信也可能是一种缓兵之计。
自从山海关战役以来，执掌清廷最高权力的摄政王多尔衮没有亲自统兵
出征过。究其原因，一是进入北京之后，百务丛集，他难以分身；二是满洲
贵族内部权力之争一直在进行；三是他的健康状况不佳②。这次亲征大同实在
是迫不得已，山西全省一旦失陷，必然引起连锁反应，且不说南方大片地方
尚未平定，在姜瓖反清后不仅山西各地纷纷响应，陕西、甘肃等地反清运动
势若潮涌，连畿辅和山东也竟然“山贼蜂起”③。满洲贵族遇到了入关以来最
大的挑战。
到1659 年（顺治六年）四、五月间，山西的局势已经十分严重。阿济格
等率领的军队围困着大同，并且挫败了来自长城外助马路（今助马口）、得
胜路（今得胜堡）来援和姜瓖派出接应的军队，切断了大同和其他山西抗清
力量的联系，尽管调来了红衣大炮，大同的防守依然坚固得很。阿济格、尼
堪等部顿兵坚城之下，毫无进展。山西其他地区的反清运动却好比烈火燎原，
迅速席卷全省各地。清政府能够控制的只是省会太原、晋南平阳（今临汾）
几座孤城①，其他府、州、县差不多全被反清复明武装占领。这年四月山西巡
按蔡应桂揭帖中说：“先是，石楼、永和、交城相继告陷。..乃各州县报
贼者日常数四，此煽彼惑，已遍满三晋矣。”四月初一日“又接抚臣祝世昌
会揭，逆贼刘迁聚众谋攻代州；又云宁武贼众攻围忻州等情”。陕西义军也
利用木筏、牛皮浑脱等物渡河入晋，“该职看得，三晋自三边以至省城、汾
②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三。
①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三。
② 早在顺治三年（1646）二月间，多尔衮召集大臣时就曾说自己“代上摄政，惟恐事多阙误，生民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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