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兵五万余名进攻辰州。二十一日，明军分水、陆二路进抵辰州城下，把该
城四面包围。清辰常总兵徐勇命副将张鹏星领兵出战，被明军炮火击毙。徐
勇仍然妄图据城顽抗。次日，白文选以大象为前驱，突破东门，大队兵马冲
入城内，徐勇在混战中被乱刀砍死①，清分守辰常道刘升祚、辰州知府王任杞
②等文武官员也被俘处斩。孙可望决定“改沅州为黔兴府，以州治兴沅县附郭，
领一州九县：曰靖州、曰兴沅、曰黔阳、曰麻阳、曰通道、曰平溪”③，并把
该府改隶贵州省④。
就当时明、清双方在湖南的态势而言，十一月二十二日孙可望亲自指挥
的军队攻克了辰州，次日李定国军在衡阳击毙清军统帅尼堪，应当是孙、李
会师全歼入湘清八旗兵进而扩大战果的大好时机。时人丁大任说：
壬辰（1652，顺治九年），可望略湖南，自晏衡州府城楼观兵。清朝损兵以万计，
王公、文、武无不奔窜，而敬谨王不免焉。而辰州府，武冈、沅、靖三州并十县尚为所据。
其行兵有五要：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货。有一于此，
军法无赦。有象阵，马见之惊逸。用罗罗，能跣战，不畏矢，执标枪大刀，常以少胜众。..
楚人曰：孙、李二将有五伯之假仁假义、王莽之谦恭下士。而永历之为君，远过乎刘禅，
近胜于弘光，奄有云、贵并广西、四川、湖广各半省，五府六部三衙门，春秋两榜，隐成
一小朝廷。①
在清军接连遭受重大挫折，主帅阵亡，士气沮丧之际，孙可望作为南明
的最高实权人物不仅没有抓住战机，部署决战，反而妒贤忌能，导致内部矛
盾激化。探讨南明的历史，有一个基本论点是可以通过大量事实证明的，这
就是在力量对比上，南明的兵力和潜在力量（包括清统治区内的复明势力）
并不逊于清方。其所以屡战屡败，丧师失地，根本原因在于各种抗清势力之
间矛盾重重，互相拆台，甚至自相火并，使兵力相当有限的满洲贵族坐收渔
翁之利。1650 年到1651 年，孙可望凭借在云南休整之后建立起来的精锐之
师为核心，通过“会盟”等形式把南明割据自雄的残存兵力加以改编，同时
在实际上掌握了永历朝廷的大权，这对于消除内部腐败纷争，建立一支足以
同清方抗衡的军事力量和后方基地是一个重大贡献。然而，孙可望器小易盈，
缺乏统筹全局、妥善处理内部关系的胸襟。1651 年（永历五年，顺治八年）
① 《明清档案》第二十一册，A21—60 号，顺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兵部尚书噶达洪等题本；同件见《明
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三四七—三四八页。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五。彭而述《读史亭诗集》卷
二《悲辰阳》题下注：“将军徐勇以壬辰十一月二十二日城陷死之。”
② 康熙四十四年《沅陵县志》卷八《灾祥》记：九年“冬，黔兵攻城，镇、道、府、县皆殉难。”按，王
任杞于顺治九年十月由辰州知府升任广东巡海道，尚未离任，见《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九。
③ 同治十三年《黔阳县志》卷五十六《载记下·流寇》。
④ 同治十二年《沅州府志》卷三十二《记兵》。
① 丁大任《永历纪事》，见《荆驼逸史》。按：文中说孙可望在衡州城楼观兵当为李定国驻军衡阳之误。
丁大任记载的“行兵五要”是指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部的军纪严明，有的史学著作因为孙可望后来
降清，把“行兵五要”专归于李定国，有欠公允。
二月，他自称“国主”①，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把军国大权集中于一
身。在他看来，可能危及自己“国主”权威的人有三个，即永历帝朱由榔和
原在大西军中地位相仿的安西王李定国、抚南王刘文秀。而他最忌讳的就是
手握重兵并在原大西军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李定国、刘文秀同仍保有皇帝虚名
的朱由榔之间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据史书记载，李定国攻克桂林以后，尽
管在献俘等事宜上都尊重他这位身居贵阳的“国主”，对在安龙的永历朝廷
只送去了一份报捷奏疏，孙可望就大为不满。保宁战役之后，孙可望乘机解
除了刘文秀的兵权，发往云南闲住。这一举措已经表现了孙可望的私心自用，
正确的做法本应抽调兵将补充刘文秀部，让他继续经营四川。刘文秀被撤职，
不仅他本人心灰意懒，在原大西军部分将领中也引起愤慨不平。
更严重的是，在李定国连歼清朝二王，复地千里，军威大震之时，孙可
望妒嫉之心有增无已。李定国攻克桂林之后送到贵阳的缴获物品只有清廷赐
给孔有德的定南王金印、金册和人参数捆，没有多少金银财宝。孙可望听信
小人之言认定李定国不是私自藏匿就是分赏将士示恩于下。到李定国军在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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