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的战略方针，钱谦益称之为“楸枰三局”，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南明
败局已定时，他还在诗中写道：“腐儒未谙楸枰谱，三局深惭厪帝思”②，流
露出无限的惆怅。发动长江战役，东南沿海水师同西南明军主力会师收复江
南，取得这块财赋充盈、人才荟萃之地作为扭转明清战局的关键，确实是有
相当战略眼光的。如果说在永历三年（1649）他提出这一计划还只是一种设
想，当时未必行得通；到1653 年冬至1654 年，钱谦益依据明清双方力量的
消长，判断已经可以付诸实行了。让我们先看一下1653—1654 年清方长江流
域的兵力部署：三峡以上处于明军控制之下，湖广地区清军主力是1652 年（顺
治九年）清敬谨亲王尼堪由北京带领南下的满洲八旗精锐，同年尼堪在衡州
① 参见《张苍水集》第一○九页。
② 张煌言《张苍水集》。
① 《瞿式耜集》卷一，奏疏，永历三年九月《报中兴机会疏》，疏中转报了钱谦益手书。
② 钱谦益《投笔集》《后秋兴六之一》。
同李定国军作战阵亡后，这支清军由贝勒屯齐统率，虽然在周家铺战役中击
败了孙可望的军队，但清军伤亡也相当大，士气不高，急于回京休整。1653
年（顺治十年）清廷委任洪承畴为五省经略大学士，次年他调集汉族官兵接
替湖南防务时在奏疏中说：“四月初旬内官兵方到各县，正在安插间，即值
贝勒大兵班师”①，说明这年春夏之交屯齐带领满洲兵马北返。洪承畴调集的
兵力全部不过一万余名，由于从北直隶、陕西、河南等地长途跋涉而来，“水
土不宜，疾病大作，官兵十病六七”，五月间在宝庆（今湖南邵阳市）甚至
发生“夺门私逃”的兵变②。湖广以下清军江防兵力也非常单薄，清吏科右给
事中郭一鹗的奏疏中说，他于顺治十一年“九月十三日自南昌登舟，溯江而
下。每见南北江岸建设墩堡，派兵分守，以防盗贼，法甚善也。及舟泊各处，
止见有兵丁一二名者，甚至空堡而无兵丁者，自安庆以下则更寥寥不可问矣。
至江宁府（南京），又见演武场操点水师，兵丁不过二百余人，皆老弱不堪，
如同儿戏；且战舡狭小，仅容数人，视大艘（指张名振等海师用船）如望高
山。如此形状，安望其对垒破敌，决胜于江海之上？所以海寇狂逞屡犯，如
入无人之境，汛防官兵未闻乘风波战，一挫其锋，是徒有防守兵将之名，虚
糜朝廷金钱，而毫无江防之实效”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钱谦益、姚志卓等人认为应当把握时机，提出了长
江战役的计划。他们不仅主动担负起联络东西两方面的南明军队和内地反清
义士的责任，还以出资、出力等方式亲自参加了这一重大的军事行动。值得
注意的是，发动长江战役，夺取江南为基业，并不是钱谦益等内地少数复明
志士一厢情愿的幻想；张名振、张煌言率部全力以赴，表明他们认为这个方
案切实可行；西南的孙可望作出了相应的决策，证明他也欣赏和支持这个战
略部署。清廷一些官员也看到了潜在的危机，如刑科右给事中张王治就在一
件题本中大声疾呼：“江南为皇上财赋之区。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
天下皆危。”②那么，这一关系全局的重大军事行动为什么半途而废了呢？
① 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四六页。
② 见上引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洪承畴揭帖；参见顺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经略洪承畴揭帖》，见《明
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一四三页。
① 顺治十二年（原件无奏报日期，仅云“顺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到”）吏科右给事中郭一鹗“为严责成
以重江防事”揭帖，见《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一二八页。
② 《明清史料》己编，第三本，第二六九页。此件为残本，无年月，考张王治在顺治十一年十一月仍任工
科给事中，十二月初三日任刑科右给事中，顺治十二年九月解职出京，此件当为十一年十二月至十二年春
之间所上。
第三节 孙可望决策会师长江和计划被搁置的原因
这次由当事人精心策划的会师长江战役，结果却完全令人失望。原因是
西南和福建的抗清主力都没有出动。就西南方面说，孙可望让姚志卓带回的
信息肯定是许下了从长江中游东下的诺言。当时，他同李定国之间的嫌隙已
经比较深，定国带领兵马向广东推进，另行开辟战场。孙可望直接指挥的军
队驻于贵州和湖南西部的少数州县，他一方面想在抗清战场上取得辉煌战
果，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另一方面他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梦想取代永
历皇帝，需要坐镇黔、滇，不愿亲自统兵东下。于是，孙可望决定起用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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