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后，以昆明和贵阳为中心的两个隐隐相对的实力集团得到了统一，这未尝
不是好事。如果李定国能够同刘文秀等齐心协力，以永历帝为号召，联络郑
成功、夔东十三家等各种复明力量，抗清形势必尚可观。
然而，李定国在处理善后事宜上，多少有些偏颇。1658 年（永历十二年，
顺治十五年）正月，大封剿逆各勋镇，白文选由巩国公晋封巩昌王，马进忠
由鄂国公晋封汉阳王，冯双礼由兴国侯晋封庆阳王，马宝由安定伯晋封淮国
公，马惟兴由兴山伯晋封叙国公，靳统武由平阳伯晋封平阳侯，祁三升由威
宁伯晋封咸宁侯，高文贵由广昌伯晋封广昌侯，其余有功镇将也分别升赏①。
狄三品、王会、张光翠等人“以党附可望”的罪名降爵。驻守楚雄、永昌一
带的王自奇、张明志、关有才曾经接受孙可望的密令，准备东犯昆明。孙可
望败窜后，李定国本可以用朝廷名义对他们赦罪招抚，但他计不出此，亲自
率军进攻迤西，“阵擒关有才，降张明志，自奇走腾越，穷蹙自刎。定国回
省，适刘文秀获张虎于水西，槛送省城，同关有才磔于市”②。在大敌当前之
际，以内讧中的“功罪”大申赏罚，对于争取和团结内部，尽量减少损失，
无疑是欠妥的。
李定国的失策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同刘文秀的关系上。就历史渊源而言，
李定国和刘文秀在原大西军中都享有很高的威信，联明抗清后两人既不像孙
可望那样心怀野心，又多次独挡一面，指挥重大战役，在迎接永历入滇和平
定孙可望叛乱等问题上都作出了贡献。自然，刘文秀的战功远不及李定国，
但在当时稳定南明局势上，晋、蜀二王同为朝野所关注，合则兼美，离则两
伤。可惜，李定国缺乏博大胸襟，未能对刘文秀推心置腹共度时艰。交水之
战后，李定国留在云南，刘文秀领兵追拿孙可望，实际上负有稳定贵州以及
与清方接境地区的任务。他虽然未能擒获孙可望，但安抚地方和军队的工作
做得相当出色。到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十月间，刘文秀见贵州形势已
经稳定，而同清方相持的明军仍据守着四川大部和湖广武冈一线，就上疏奏
请永历帝移驻贵阳，这样不仅可以体现进取精神，也便于就近指挥，振作士
气。永历帝同意了这一建议，命礼部择吉日起行。十一月，李定国在进讨盘
踞永昌（今云南保山）的王自奇时，得知永历帝同意刘文秀迁都贵阳的建议
后，大为不满，“驻兵永昌，上疏告病，请卸兵事”①。永历帝拗不过李定国，
“玺书慰劳，召回，迟延三月始赴阙”③。永历十二年正月元旦，“李定国请
尽撤川楚守边各镇将回云南。遂罢幸黔之议”③。这是李、刘之间裂痕的第
一次明显暴露。从当时形势来说，刘文秀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李定国反
对移跸贵阳如果是考虑到永历帝秉性怯弱，距敌越远越好，加上移跸之时必
然增加沿途各地百姓的负担，主张留驻昆明自有可取之处。但是，他的上疏
① 《残明纪事》。
② 《云南备征志》卷十七，倪蜕《云南事略》。
① 沈佳《存信编》卷五。
③ 沈佳《存信编》卷五。
告病和要挟永历帝撤回川楚守边诸将显然是针对蜀王刘文秀的。因为他的亲
信部队主要集中在云南，而刘文秀安抚了贵州、四川、湖广的军队，定国不
免有所顾忌，耽心移跸贵阳之后，刘文秀的地位将凌驾于自己之上。这年三
月，李定国又建议永历帝召回刘文秀，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失策。清廷正利用
南明内讧、孙可望来降的时机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李定国却心存芥蒂，
把刘文秀和处于一线的将领调回大后方昆明，严重地削弱了前方指挥部署。
这说明李定国在平定孙可望叛乱以后，对抗清大局缺乏全面考虑，注意力过
多地放在巩固自己在永历朝廷中的地位上面。延臣金简等上疏进谏道：“内
患虽除，外忧方棘，伺我者方雁行顿刃，待两虎之一毙一伤以奋其勇；而我
酣歌于漏舟，熟睡于积薪之上，能旦夕否乎？二王老于兵事者也，胡亦泄泄
如是。”①这里说的二王是指晋王李定国和蜀王刘文秀。刘文秀对局势的危
险有清醒的估计，他在追逐孙可望的过程中，注意收集孙可望部下兵将，多
达三万余人，加以改编训练，打算用于守卫同清军接境地区。他的豁达大度
收到的效果非常明显，孙可望虽然叛变了，跟着投降清朝的不过几百人，而
且没有一个重要将领。这说明原先尊奉“国主”的大批将士在关键时刻是识
大体的，不应心存畛域，加以歧视和打击。可是，李定国却缺乏广阔的胸怀，
采取了一些歧视原属孙可望部下将士的错误做法，比如“以收获孙可望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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