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地区已安抚就绪,才在二十八日召集各提督、统镇会议,讨论进攻南京
事宜。会议开始时,郑成功提出“官兵行程,水、陆孰得快便?”中提督甘
辉说:“兵贵神速,乘此大胜,狡虏亡魂丧胆,无暇预备,由陆长驱,昼夜
倍道,兼程而进,逼取南都。倘敢迎战,破竹之势,一鼓而收;不则围攻其
城,以绝援兵,先破其郡,则孤城不攻自下。若由水而进,则此时风信不顺,
时日犹迟,彼必号集援虏,撄城固守,相对□战,我亦多一番功夫矣。”成
功赞成这个意见,可是,其他将领却以“我师远来,不习水土,兵多负重,
值此炎暑酷热,难责兼程之行也。”又提出正下大雨,河沟皆满,不利于行
军。郑成功竟然采纳了这一主张,决定由水路进发。
镇江距南京不过百里之遥,如果由陆路直趋南京,按甘辉的建议“昼夜
倍道,兼程而进”,至迟两天内可达;按张煌言的说法,“虽步兵皆铁铠,
难疾趋,日行三十里,五日亦当达石头城下”③。其实,郑军中身披重铠的“铁
人”不过五千(一作八千),其他绝大多数军队携带装备较轻,决不至于一
天只走三十里。所谓“不习水土”、“炎暑酷热”,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同
以辽东和北方人为主组成的清满、汉军队相比,就很难说得过去。至于正逢
大雨,不利陆路行军,更是一种借口,因为清方援兵由上海、杭州等地赶赴
南京,路程要远得多,竟然在决战以前进入南京。这说明郑成功和他的多数
部将不仅过于习惯水上作战,而且缺乏战略眼光。
郑成功所统十几万大军既然决定由水路向南京进发,所乘海船形体巨
大,逆水而上,又不顺风,靠纤挽而行,十天之后(七月初九日)才到达南
京仪凤门下。按情理说,作战兵将既然是乘船而来,当不致旅途疲劳,进抵
南京之后稍事部署即可发起攻城。可是,郑成功仍然慢吞吞地动作,七月十
一日他率领大将甘辉、马信等数十人在几百名亲随侍卫保护下“绕观钟山,
采踏地势”①,“十二日,成功率诸文武祭太祖,哭奠列宗毕,令甘辉、余新
扎狮子山;万礼、杨祖扎第二大桥山上;以翁天祐为救应,御仪凤门要路;
马信、郭义、黄昭、萧拱宸屯扎汉西门,连林明、林胜、黄昌、魏雄、杨世
德诸营垒。又令陈鹏、蓝衍、陈魁、蔡禄、杨好屯扎东南角,依水为营;刘
巧、黄应、杨正、戴捷、刘国轩屯扎西北角,傍山为垒,连周瑞、林察、张
名振(?)等营。又令张英、陈尧策、林习山屯扎狱庙山,连诸宿镇护卫成
功大营。各设鹿角了望,深沟木栅防御。江南一时震动”②。这实在是一种奇
异的部署。明代的南京城垣周围非常广大,以郑成功的兵力根本不可能做到
① 《先王实录》。
② 《先王实录》。
③ 张煌言《北征录》,见《张苍水集》第四编。
①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四。
② 同上。安双成文引喀喀木与噶褚哈、玛尔赛、吴孝力等两件满文奏本均云“七月十二日,海逆逼近省城,
立营八十三座”,可资印证。
将该城包围得水泄不通,惟一可取的战术是分兵数路佯攻,借以迷惑城内清
军;而以主力选择城守薄弱环节,一举突破。郑成功计不出此,他过分迷信
自己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威慑力量,认为足以迫使城内清军不战而降。因此,
从七月十二日部署“围城”安营扎寨,到二十四日全军败退,竟然没有组织
过攻城。邵廷寀记:“初至,马信即欲挥兵登城。成功不许。”①张煌言也说:
“然延平大军围石头城者已半月(按:实际为十三天),初不闻发一镞射城
中。”②由于史料不足,我们实在难以准确知道以夺取南京为战略目标的郑成
功在石头城下究竟出自何种考虑。野史记载,当成功部署诸将安营之时,“参
军潘庚钟曰:细观城内,必然空虚,可令四面攻击,齐倚云梯,此城必然可
得”。成功深以为然,正发令各提、镇预备云梯、木牌(类似盾的挡箭牌)、
布袋(可装土垒成阶坡供登城之用),以便攻城。南京城内的清水师提督管
效忠派人来纳款伪降,口称:“大师到此,即当开门延入。奈我朝有例,守
城者过三十日,城失则罪不及妻孥。今各官眷口悉在北京,乞藩主宽三十日
之限,即当开门迎降。”“功允其请,而厚赏之,复谕之曰:‘本藩攻此孤
城,不过一脚尖耳。既然来降,姑准其宽限者,盖欲取信于天下也。若至期
不降,攻入之时,寸草不留。’差者叩首而去。潘庚钟曰:‘此乃缓兵之计,
不可凭信,可速攻之。’成功曰:‘自舟山兴师至此,战必胜,攻必取,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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