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当等人因为得不到南明弘光朝廷一兵一卒的支援，终于在清委山东巡抚方
大猷的招致下，归顺了清朝。③
到八月间，奉使清廷的兵部左侍郎左懋第等奏：“山东人心亟可收拾。
命下廷议。时吏民人自为守，抚、镇不至，无所禀承。清人传檄责郡县献籍，
渐奉遵依。识者惜之。”④九月二十六日史可法奏言：“各镇兵久驻江北，皆
待饷不进。听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后遂为胡土。我争之非易，虚延岁
月，贻误封疆，罪在于臣。适得北信，九陵仍设提督内臣，起罪辅冯铨，选
用北人殆尽；或不忘本朝，意图南下，逃匿无从，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
乞速诏求贤，偏谕北畿、河北、山东在籍各官及科甲贡监，但怀忠报国，及
早南来，破格用之。从之。”①史可法的奏疏不是主张南明军队向北推进就地
因粮用人，而是借口镇兵缺饷，请求皇帝发诏求贤，让河北、山东的官绅南
下，言外之意就是放弃山东、河北等地的百姓和土地。史可法节制的四镇之
一东平侯刘泽清原是山东总兵，家在山东曹县，尽管当时清方驻山东兵力极
少，清廷任命的山东巡抚方大猷在启本中自称“手无一兵”②，刘泽清并没有
趁势收取桑梓之地。八月底，他派部将刘可成、阮应兆等率领一千多兵马前
往临清祭祖③，在曹县“杀死乡官一十七家、百姓无算”，又在济宁同恢复明
朝的回兵打仗，以泄私愤。九月初三日搬取家眷，招兵数百名撤回淮安。④
刘泽清的这次“出兵”山东如入无敌之境，史可法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所谓
“待饷不进”、山东等地“我争之非易”，完全是明末官场中惯用的敷衍之
词，倒是“贻误封疆，罪在于臣”，可称实供。明翰林院官杨士聪是山东济
宁人，他不胜感慨地写道：“其下东省，止一人一马，责取遵依，无不应者，
积威之所劫也。及济宁不应，亦遂惨淡而去；继至者乃有十三人。使南中有
千人之旅渡河先至，呼吸可通，二东（指明代山东、登莱二抚辖地，即今山
东省）岂遂为虏有乎？”⑤
“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①弘光朝廷立国之初，在许多史
籍中被描写成“正人盈朝”的局面，似乎事情全坏在后来马士英、阮大铖结
党乱政，正人君子联袂而去，以至于亡国。这是东林—复社人士的门户之见。
事实上，当政的文武大臣（包括史可法在内）都是一批鼠目寸光的政治侏儒。
个“中书舍人”的空衔。
② 顺治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山东巡抚方大猷启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
③ 顺治元年九月初五日河南（道）总督杨方兴“为钦奉遵依事”启本，见《顺治录疏》。李清《南渡录》
卷二记，八月间弘光朝廷收到“山东济宁知州朱光、生员孙胤泰、乡民魏立芳等各疏请兵。既而不行，命
补道官而已，不能救也”。
④ 谈迁《国榷》卷一百二。
① 《国榷》卷一百三。
② 《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三六页。
③ 顺治元年九月初六日河道总督杨方兴“为塘报事”启本原件。
④ 顺治元年九月山东巡抚方大猷“为塘报事”揭帖中说阮应兆为副将，见《明清档案》第一册，A1—158
号；上引杨方兴启本中则说阮应兆是刘泽清标下参将。
① 《金史》卷七十五《左企弓传》。
大量材料证明，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以起义农民为敌，而对多次犯中原，这
时已经攘取畿辅等地的清方则一味退让，在“借虏平寇”的如意算盘下，围
绕“定策”、“逆案”、“顺案”争权夺利。对他们来说，只要能保住江南
这块最肥沃的土地就足以荣家安身，黄河流域的大片疆土，数以千万计的百
姓全被忘在脑后。倒是不肯入阁的崇祯朝大学士蒋德璟旁观者清，在疏中说：
“昔唐、宋在江南时，河淮以北皆虏，故不得不偏安。今奴雏（指顺治帝）
方幼，诸虏争权，河淮之北，奴骑不到。而闯寇闻亦久奔，间有一二逃将士
兵假名行劫而已。中原士民，椎牛洒酒，以待王师之至。但使中外合力，文
武同心，分道北征，指日清廓，大非晋、宋可拟也。”②然而，他的话没人听。
当政大臣史可法、马士英等人惟恐出兵北上有同清廷争地之嫌，一味以“通
好”为上策。
② 李清《南渡录》卷二。
第二节清廷对南明弘光政权态度的变化
山海关战役后，清廷轻易地占领了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开初在总体战略
上并没有定见。个别满洲贵族甚至主张“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
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摄政王多尔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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