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们很快忘了这场胜利，但老农们却绝不会忘记这场失败，因为他们的损失是实实在在的，每月少了五元，不啻是割去一块儿心头肉。此后农场的风向变了，在这项秘密补助刚被捅出来时，老农对知青心虚情怯;现在风向则正好反过来，老农们个个脸色阴沉，眼睛中闷燃着怒火。
千夫所指的第一个对象当然是王全忠。一班长老肖是个好人，平素对知青们知疼知热的，但自此之后他总是阴着脸。他倒是没给王全忠穿小鞋，但不再理他。有一天晚上，干罢农活，我和老肖把牛牵到郜祥富那儿，三人站着聊了一会儿。这时王全忠从牛屋门口经过，老肖取下嘴里的旱烟袋指指他的背影，简短地说：
“这是个是非人。”
郜祥富点点头。
我和两个老农关系都很好，他们说话一点儿不避我。我想，以老肖和郜叔叔的为人，这恐怕是老农们之中对王全忠最厚道的评价了。那时我想到，人的“善”德，像正义感、公正等，是有限度的，要看某件事是否触犯你的切身利益。
勒在王全忠脖子上的绞索缓慢地勒紧了。
颜哲对我分析，这段时间内的政治操作肯定是胡主任在遥控，因为赖安胜去公社的频次增多了，广播线路拨到电话档的时间也明显增多，甚至有时在官定的新闻连播时间里喇叭也不响，可能是赖安胜正同公社通话，或者通话后忘了拨回广播档。而且――颜哲轻蔑地说：
“赖安胜是属驴的，凭他本人的能耐，想不出这些高招。”
一个高招就是频繁召开老农联席会议，对“再教育过程中知青的表现”作出评议。颜哲和王全忠都对自己的智力比较自负，但这次该他们佩服胡主任了，因为这项评议完全符合政治方向，谁也不敢说它是老农对知青的报复。而且，这些评议是先从外围开始，评了崔振山、陈江、纪科这些参加过大字报风波、又有些小毛病的人，至今没有触及王全忠本人。对知青的评议也相对公允，既指出被评议人下乡后的进步，也指出他们的不足，比如崔振山干活奸滑、拉稍时稍绳老是松垂、爱占小便宜、晒场时偷吃粮库中的芝麻，等等。这些缺点人所共知，只是没人把它摆到台面上。如今一摆出来，把崔振山弄得灰溜溜的，在人群中抬不起头来。
还有一个最高明的招数是，场里公开声明，这些评议意见将保存到档案里，“如果将来对知青招工，它们将是重要的参考意见。”这是很罕见的，因为那时在公开层面一直强调“知青扎根农村”，虽然下边风传着马上就要开始招工，而且那也是知青最迫切的愿望，但在公开场合从来不会提它的。所以，这次罕见的公开声明立即在知青中激起极大的心理波动――也许咱们的盼望真的快要实现了?
王全忠在农场里成了孤家寡人，就像颜哲在文0均匀分配，中间的社区相对密集，是嘈杂的闹市。如果有时间，哪怕你走马观花也能淘到一些像样的玩意，我就常去逛，这是革前期被孤立那样。老农们不理他，知青们躲着他，包括当时曾怂恿他、曾把他当成英雄的人。只有颜哲对他一如既往，甚至比过去更亲密一些。吃饭时他总是和王全忠蹲在一块儿，边吃边笑嘻嘻地说着闲话。刷碗时喊上我：
“秋云，我和全忠推水车，你去刷碗。”
如果不是这样，王全忠恐怕连碗也刷不成，落到淋病患者陈秀宽的地步。
我看着这种情况，很为颜哲担心。他本来没有参与那次大字报风波，老农们也不恨他。现在他的表现就像是故意把火往自己身上引。但我也没办法劝他疏远王全忠，那样未免太猥琐太没义气了。我喜欢颜哲，不正是因为他身上的正气吗?我心情矛盾，只能悄悄地在一边观察着。
这种情景一直维持到秋季评工分。农场一年搞两次分红，同样也要评两次工分，分别是夏季分红前和秋季分红前。评工分历来是矛盾激化的时候，这点可以理解。但颜哲和王全忠根本不用操心，一班除了班长老肖是11分外，他俩是铁定的十分，没人会提出异议的。比如最重的“撂垛”或技术性强的“扬场”(利用风力把麦籽和麦壳分离)，向来都是他俩搭档。
评分会开始了，评分会前老肖安排我到机磨房值班，我后来知道他是有意不让我参加。会上情况我是后来听颜哲说的。会上先评老肖，老肖自报11分，没有异议。然后老肖提出评王全忠，非常奇怪的是，全班人都变哑了。马三、小雷、黄瞎子，这些素来与颜哲和王全忠交好的知青都低着头，一句话不说。颜哲和王全忠互相看一眼，对大家的沉默有点寒心。此后颜哲和王全忠才知道是错怪他们了，会前赖安胜已经同一班所有知青谈过话(除了颜哲、王全忠以及没有与会的我)，威逼他们一定得把王全忠评成九分。少这一分，在分红时少不了几个钱，关键是要压压王的气焰。但王全忠平时在知青中有威望，他的棒劳力又是有目共睹的。这会儿知青们保持沉默，实际是一种无言的反抗，是在良心和权势之间的折中。这样的沉默令王全忠难堪，实际上令会议主持人老肖更为难堪。
颜哲和王全忠那时不知道这些内情，对伙伴们的沉默非常寒心。过了很久，颜哲第一个说话了：
“我提一下吧，我建议王全忠评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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