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来也没有带他夫人出来，爱丽从来也没有机会见到她。
唯慨说他夫人是一位内科医生，她一天到晚只知道照顾她的病人。因为唯慨的父母曾经认真仔细地考虑过，打算移民美国，可是最后没有实现。
爱丽问过他，他最感到后悔和遗憾的是不是没有移民到美国。
他以严肃深沉的语调说，“让我遗憾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我的女儿嫁给了一个保加利亚人。”
有一次，他把晚餐安排在一家莫斯科的高加索餐馆。请了一位名叫卡拉则的专业宴会主持人，或者如他们的说法叫塔玛达。
这位主持人是主持宴会的著名大师，因为爱丽的俄语很差，非常感谢他替自己翻译了那么多宴席间的谈话和祝酒辞。
卡拉则回答的话，有意预示出晚会以后的状况，“我们把那些只顾自己喝酒不向别人敬酒的人，称为酒鬼。”
早期比较普通的祝酒辞最后都要加上一句，“祝所有的行星和平!”
唯慨特意向她解释一番，在俄文里，“村社”这个词就是一个世界、一个社会的意思，是一个由农民以和平的方式自我管理的社区，缘起于遥远的古代。
他们谈论着，如果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单元，不超过一个村庄那么大的情况下，世界将是多么的和平与安详。
卢那恰尔斯基高高地举起他那只圆筒状的大酒杯，祝愿说，“每一个村庄都是一个行星。”
爱丽马上呼应道，“每一个行星也都是一个村庄。”
这类的聚会总免不了有点儿吵吵嚷嚷喧嚣胡闹。总是能喝掉数量巨大的白兰地和伏特加，可是几乎从未见过哪一个人真的喝醉了。他们总是要折腾到凌晨一两点钟，才会高谈阔论地离开饭店，他们总是试图找一辆出租车，可是每次总也找不到。有好几次，不得不步行五六千米，由唯慨护送她返回下榻的大酒店。
他总是细心殷勤地照料着，显出有点长辈的身份，谈论起政治观点、态度和判断总是显得十分宽容，谈论起科学见解和看法一丝不苟、毫不让步、言辞激烈而尖锐。
虽然，他在两性关系上的出格行为和举止，在他的同事中间广为流传，几乎是尽人皆知，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对爱丽表示要接吻道别晚安。这反而让爱丽心里觉得有那么一点过意不去，其实，谁都能看得出来他对爱丽的感情。
在苏联科学界的妇女人数，按比例要比美国高出许多。可是大多数只能从事卑微的中级职务和岗位，苏联的那些男性科学家，也像他们的美国同行们一样，总是怀疑一个美貌漂亮的女人，真的竟然能有那么大的竞争能力，能强有力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难免有所轻视，某些人甚至打断她的谈话，或者故意装着没有听见她在说什么。
这个时候，卢那恰尔斯基总是探过身子，故意以比通常说话还要更大的声音，发问，“对不起，阿洛维博士，您刚才说的什么?是否可以重复一下?我没太听清楚。”
其他的人自然默不作声，归于寂静，爱丽也就有机会继续滔滔不绝地大谈带有添加剂的高性能砷化镓检测器，讲述W3星云所含有的乙醇成分。约含百分之五十的乙醇，被称为标准强度的酒，也叫100个美国制酒度。她说，假如整个太阳系生存期之内，按照地球上所有的人口计算，所有的成年人都是酒鬼，在这单独一个星际之间的云团里所含酒度为200度的乙醇量，就足够他们饮用，而且富富有余。
这位塔玛达非常欣赏这个说法。
大家在随后的谈论中，都议论如果有其它形式的生命体，他们是不是也会醉酒或酒精中毒，是不是酗酒人群也会成为遍及银河系的一个大问题，是不是在任何一个别的世界里，他们的酒会主持人也能像我们这位超菲·瑟盖维奇·卡拉则一样，那么技艺娴熟。
当他们到达阿尔伯克基飞机场的时候，惊异地发现从纽约飞来，搭载着苏联代表团的民航班机，早已在半个小时之前降落了。
爱丽发现唯慨正在机场内的纪念品商店为了一些小物件讨价还价呢。他准是从眼角的余光中看见爱丽来了。并没有转过脸来，只是举起一个手指，随口说出：“请委屈一会儿，阿洛维。十九美元九十五美分?”他冲着显然已经没有兴趣的售货员，继续说，“昨天，在纽约，一副和这套完全一样的扑克牌，才卖十七美元五十美分。”
爱丽挤过去，凑得更近一些，注意到唯慨眼前的柜台上摊开一堆彩色全息扑克牌，全裸的男女，做着各种姿势，在以前几代人眼里，这是黄色下流不堪入目的，现在只不过是认为不太雅观而已。
当卢那恰尔斯基劲头十足兴致勃勃把扑克牌一张一张摆满柜台的时候，售货员正无精打采懒得应付，打算把这副牌收拾起来。
唯慨成功地阻拦了他的举动。这个售货员无奈地做出解释。
“对不起，先生，我没有定价的权利，我只管照顾柜台。”
“你看，这就是计划经济的缺陷。”唯慨对爱丽说着，掏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递给售货员。
“在一个真正自由的企业体系中，我或许只要付出十五美元就能买下来。也许十二美元九十五美分就够了。别拿这样的眼神看着我，爱丽。我不是买了自己玩的。加上大小鬼，一共五十四张。我们研究所那么多工作人员，每一张扑克牌都可以单独地作为一份很好的礼品，送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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