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又变得严肃起来，他把手伸给他。
“我喜欢您的信念和您的理想主义，教授。请相信我，作为一个人和一个美国人，我也同样相信这种毫无私利可图的研究，久而久之必会得到应用。如果不是目前形势混乱的话，我会给您全力支持的，但是我对我的国家负有直接的责任，我必须考虑我的顾问们的意见……为此，我向参谋长出示了您的信，并让他绝对保守秘密，他对我说了如下意见，他的意见使我震动，我承认。我感到奇怪的是这种看法您却未曾有过。”
总统停了一下，目不转睛地看着爱因斯坦，又接着说下去。
“他对我说：“我完全没有考虑过这类事情。但如果学者们没有弄错的话，如果E=MC2，如果一种大量的能可以聚合成物质的若干分子的话，我觉得少量的物质应该潜在地包含着巨大的能量。让他们摧毁物质同时使能量在很短的时间内爆发出来，这应该比反方向的行动更为容易些。这样他们会使国家拥有一种重要的武器，这种武器会使我们在战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这就是军人们的观点。我应该补充说明我对此毫无了解，教授，但是这种推理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
爱因斯坦一时颇为狼狈，总统的话出乎意料，使他无言以对。他思考着，慢悠悠地说：
“一种爆炸，一种物质的衰变?”他说，“我承认，总统先生，我们没有想过。”
这倒并非谎话。不论是轻视实证的事先可以预见任何可能性的爱因斯坦，还是第一个想到要用物质实证来说明公式的卢士奇，还是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原子无穷潜力的挪威科学家斯波尔，还是把铀分解成微小成份的德国科学家奥托·汉斯，还是那些致力于把质能等量关系式应用于实践的法国、英国和奥地利的学者们，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曾经考虑过E=me”的这种应用。他们对毁灭怀着本能的憎恶，这使他们的智力领域受到了限制。
对总统的建议的各个方面重新思考和充分了解之后，爱因斯坦生气地说：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总统先生，您的参谋长要求相对论学者给他造一种炸弹，是吧?”
“是的，一种炸弹，它的威力，在我们这些外行人看来，似乎大大超过所有的武器。”
学者努力控制着自己，他说：
“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有过类似的想法，这真是科学的荣幸，它只能产生于一个军人的头脑。”
“这是可能的，”总统说，“但考虑到战争，我也必须听听军人们的意见。而我们可能要与之战斗的对手，我提醒您注意、教授，他们也正是您的敌人和科学的敌人。正是他们使您不得不离开欧洲，正是他们正在迫害您的拥护者。”
“即使是为了对付敌人最野蛮的行径，阁下，即使是为了粉碎谎言，”爱因斯坦叫道，“我也绝不可能参与一种死亡和毁灭的事业!”
尽管他义愤填膺，他的头脑从总统说第一句话时起就不停地思索着。他能敏捷地推及一个思想的发展所能引起的最严重后果，一幅血淋淋的图画已经出现在他的眼前，这将是为使物质衰变所进行的一系列日益巧妙的实验造成可悲的结局。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知道这前景的恐怖不能作为说服军界领袖的证据，他平静地说：
“我们多年所进行的斗争，总统先生，是一种智力斗争，是真理对谬误和谎言的战斗。这种冲突需要思想武器。我今天给您带来了最强大的武器：为一个伟大的真理向世界提供明显证据的可能。而您却对是否支持我们犹豫再三!”
“我没有拒绝。我愿意再思考一下您的设想。目前，我答应您一小笔补贴，以使卢士奇可以继续他的研究……，但我现在要向客观的学者问一句话，向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也许是历代最伟大的学者：我的参谋长的建议您看是否可能实现?”
爱因斯坦智慧的大脑只要一想，几乎马上就可以断定物质突变为能是完全可能的，并且似乎比相反的转化还要容易得多。但是他很快意识到一个肯定答覆，或者甚至一个模棱两可的答覆出于他的口对政客和军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回答之前犹豫了好久。一方面，谎言，特别是科学的谎言使他感到丑恶;另一方面，他激烈的和平主义者的历史使他良心上无法否定他对暴力的憎恶、他无数次的号召以及他的和平运动。那出现在他脑海中的灾难，那惨绝人衰的景像，他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即使是间接的责任，真是不可想像。人的尊严战胜了科学家的良心。伽利略不是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撒过谎吗?他也可以拿出一个真理的反面来，这样或许能够保护亿万人的生命。想到要违心这样做，他羞愧至极。
“您的参谋长的建议完全不可行，总统先生，”他说，“我以学者的身份这样说。出于某些我不能给您解释的原因，这个建议与物理学定律背道而驰。致力于这种研究将是时间和金钱的浪费。”
即使物质向能量的可怕转化是可以实现的，自由国家里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学者愿意完成这一转化，然而他们的明智告诉他们甚至不要主动讨论它的可能性。
在爱因斯坦所预感到的危险面前，在对E=MC2的不幸的可惜的解释所能引起的祸端面前，导师勇敢的谎言成为所有欧洲逃亡物理学家的口号，这些物理学家在美国的威望之大使他们有可能被召去给政府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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