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对历史名人的评价和记载，如果还原回去，恐怕没有一个不和历史上的本人大相径庭，那些当代的名人明星经过包装，展示在大众面前的形象都已是面目全非，更何况这个时代信息更为封闭，流传下去的事迹和形象多是靠修史者的一枝笔。
流传千年下去，那枝史笔所载不多的信息会被后人过滤的更为纯粹，最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忠的澄如水晶，奸的黑如砚墨，明君无所不晓，昏君荒诞离奇，照此识人，那就如按图索骥。伯乐之子按图所骥，顶多牵回一只蛤蟆误当千里马，贻笑千古。自己先入为主，照此识人，那就很容易自蹈死地了。
所以杨浩不怕自己不知道这位大宋开国皇帝的品性为人，而是怕自己因为知道一些史书上所载的关于赵匡胤的事迹，反而先入为主，把书中所记载的那位宋太祖的心性为人，不管真假地完全套搬到这位官家头上，反而有碍于他对这个活生生的历史名人的认识，所以他需要尽可能地掌握一些有些他的信息。
“哪怕朕派驻一方、牧守一地的文官再如何混帐，他们伤天害理的程度也比不上一个据地叛乱的武将，如锦天下会因他们变成一片不毛之地，良善百姓会因他们而去易子而食……”
这位官家，对拥兵自重的武将，果然是深恶痛绝啊……
杨浩暗自凛然，唐朝中叶以来那些目无朝廷的节度使，唐末五代以来走马灯一般篡位自立的武将，在这位大宋皇帝心中留下太多阴影了。幸好自己，现在还没有展示出强大的武力、和舛傲不臣之心。
细细想来，古之王朝，都因何事而亡呢？
秦因暴政而亡，汉因外戚与宦官而亡，晋因八王之乱，藩镇作反，致使胡人祸乱中原。藩镇之害，已有史鉴，隋唐两代明君能臣数不胜数，为什么就没有汲取教训，限制藩镇呢？就因为他们不可能知道当时很听话的藩镇会发展到后来跋扈的不可想象的地步。
藩镇力量坐大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谓积重难返，到了火候再去纠正，已是无力回天了，更重要的，隋唐开国之君都是天纵英明，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能力，他们自信可以掌握住手中的马缰，但是他们英明强悍，他们那些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子孙绝没有那样的魄力和能力，为人取代便不可避免。
于是这位宋太祖，汲取了秦暴政亡的教训、汲取了汉外戚与宦官掌权的教训、汲取了晋分封诸王的教训，还有隋唐藩镇之害的教训，终其一朝三百年江山，无暴政；无外戚、宦官当权；没有分封诸王；没有藩镇造反。可是削兵权、制钱谷、收精兵，不可避免地就伤害到了国家武力的元气。
反其道而行，放心大胆地任用臣子藩王，把国家做强做大呢？那么后果就是复制了晋、唐王朝的老路，死的更快、更加难看，不走他们的老路，内部平定，百姓富裕，但是最终也难免沦亡于外族之手。在帝王制度下，没有更完美的选择，他只能选择对他来主最合适的选择。
仔细想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位官家汲取前人的教训，以文治武，并没有错，而且这种政治模式正是现代发达国家最常见的政治模式，这位官家的方向并没有错，只是……如果不是矫枉过正，控制军队的方法更加先进、合理一些，宋的国运应该会更长久吧。
杨浩并不相信以中原人的文化底蕴和地理形势，出一个明君，想一个万全之策，从此一个封建王朝就能国运昌隆，千秋万秋。但是他现在是一个宋人，总是盼着自己所处的国家能更加强大、更加强久一些。
思绪飘移了一阵，他的目光又落到密札上，被两桩佚闻吸引住了。其中一件事，记得是当今皇上赵匡胤和当朝宰相赵普赵相公同游于京城，官家行至朱雀门时，忽然指着城门上的“朱雀之门”四个大字问赵普：“朱雀之后，为何要加一个之字？”
赵相公道：“之者，吟助语气之词。”
赵匡胤便嘲弄地一笑，说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弄得赵相公尴尬不已。
这桩事记得有鼻子有眼，据说是当时侍候近前的小黄门当作笑话传扬开的。看到这里，杨浩心中不觉一动，以此分析，恐怕这位大力提倡文治的开国皇帝，骨子里其实是看不起文人的，只不过他深知武人掌权之害，不得不借重文人来压制，然而这并不能抵消这位倚仗武力一统六合的马上皇帝对文人的轻视。
再往下看，杨浩又看到一桩有关武人的趣事。虎捷左厢都虞侯、领利州观察使党进，骁勇善战，但目不识丁，朝中臣子出征上任之前都要上朝向皇帝辞行，官家知道这位爱将不识字，特意免了他的致辞，可他却不同意，他的幕僚只好把致词写在朝笏上叫他背熟。
不料，这位党大将军上朝后，一时紧张，背好的词儿忘个精光，便跪在官家面前，瞪着一双大眼一言不发，看得官家和满朝文武莫名其妙。吭哧憋肚半晌，党大将军突然想了一句词儿，大声说道：“臣闻上古民风淳朴，请陛下多多保重。”
这两句词儿风牛马不相及，完全毫不相干，他一说出来，满朝文武笑得前仰后合，整个朝堂的威仪一扫而空，就连官家也笑得打跌，几乎从龙椅上掉下来，可是官家并未怪他失义，相反，因为爱他直朴，反而更加宠信，如今因战功彪炳，已官至彰信军节度使兼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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