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浔道：“皇上，做官的，都希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上能报效君王，有个好政绩，下能得人望，受百姓爱戴，图个好名声。前番一些官员坚持罢海运，兴河运，原因何在？不就是因为河运对他们治理的或是他们家乡的运河沿岸城阜百姓有好处么？
可如今朝贡贸易，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朝廷船舰出海，地方上所供应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调拨诸多徭役，也是无偿的，外国使节觐见，他们要负责接待，惹得民怨沸腾时，他们要挨骂受罪，好处呢？一点没有，这些外国使节是直接跟朝廷打交道的！
包括咱们的宝船出海，也是一样，所得利益大半入内府，小半入国库，完全绕过了地方。地方官员只有责任，没有利益，焉能不厌憎入骨，层层上报地予以反对呢？”
朱棣的脸色开始有些难看了，又道：“第三呢？”
夏浔沉重地道：“第三，也是臣最担心的，那就是皇室与地方豪门、地主、巨贾们之间的矛盾。皇上，朝廷每次出海，巨舰无数，俱如浮城，所运货物，获利极丰。方才郑公公已经说过了，那一船船香料，数十倍数百倍的利润，价值连城啊！
可是，这么大的利润，都到哪儿去了呢？内府和国库！且不说朝廷不允许他们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贸易，就算允许，以他们的采购规模、运输规模，能跟皇室的远洋舰队相比么？采购规模小，他们购入的成本就高，运输规模小，他们所拥有的货物就少。
说到运输成本，他们更得完全由自己来承担，那货物运回国来，必须得比郑公公运回来的货物售价要高，如此一来，根本没人去买他们的货物，他们如何与皇室竞争？皇上曾经不止一次下诏，禁止官员经商，与民争利，可这朝贡贸易，皇室却成了最大的官商，与全天下的豪门、地主、商贾们争利！”
朱棣的身子震动了一下，还是没有说话。
夏浔这番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自从他做了那个重大决定之后，他就想过许多需要安排的后事，这件事正是他想对皇帝说的一个重要问题。
历史上，朱棣刚刚去世，继位的朱高炽就下令宝船悉皆停止，诸国贡使遣返，各处海船修造悉皆停止。这是倚重、信赖文官集团的朱高炽受文官集团左右，对朱棣倡导的海洋贸易做出的第一次反攻，他甚至想把京城搬回南京，朱高炽是个仁厚的天子，但他的整个对外政策都是内敛的，儒式的。
幸好朱高炽死得早，迁都大计未及执行，而与祖父更相像的朱瞻基继位以后，迁都之议彻底成为不可能。朱瞻基又允许郑和下西洋了，只是迫于文官集团的压力，规模和次数大幅度减少。
等到朱瞻基逝世，幼童皇帝朱祈镇登基，整个朝廷便任由文官们摆布了，隐忍了很久的文官集团彻底爆发了，他们停止了远洋贸易的一切可能，在小皇帝登基后所发布的一连串的诏令中，第一项就是禁止海外贸易和航海。
能想象么？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新君登基第一条重要政令就是禁止海外贸易，它已被文官集团当成了再也无法容忍一日的眼中针、心头刺！
一些试图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被处死，一段时间里，甚至学习外语或给外国人教汉语亦被禁止，建造巨大宝船的设计图和郑和的航海记录被故意毁掉，以致后人连郑和的船队到底都到过哪些地方，都不能完全搞清楚。
大唐天宝十年，唐与西域诸国在怛罗斯之战中失败，从此中国人失去了对外干涉的能力。七百年后，中国人通过海路重返世界的政治舞台，大明帝国重新成为世界霸主，但是仅仅三十年，它就固步自封，缩回了铁拳，其危害一直延续到今天。
下西洋的利益是巨大的，即便是它的收入是内府和国库的，也对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利益，正如夏浔方才所说，对沿海城市的影响、对各个商品生产地的影响，尤其是采购大量手工品对广大手工业者的影响，内府要销售、要花销，对整个市场的影响……
郑和七下西洋，并没有使国库空虚，国家贫穷，相反，在下西洋最频繁的永乐时期，大明各种大型建设不断上马，建北京城、建紫禁城、营建昌平皇家陵园，建武当山、建大报恩寺、五次出兵北元、修缮长城、疏通南北大运河，无一不是全国性的大工程，结果呢？
百姓充实，府藏衍溢！而停止了下西洋之后，国家几乎没有什么重大工程，国家的财政反倒是捉襟见肘，处处为难。明英宗天顺三年，内官上奏：永乐间国用充足。今府库空虚。内外衙门，屡年成造各玉府宝册仪仗关用黄金数多，官库收贮缺乏，乞照永乐、宣德年问差内外官员往西洋等处采买……
宣德年间工部尚书黄福言：“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如今比国无大费，而岁用仅给。即不幸有水旱，征调将何以济？”
嘉靖年间，刑科给事中严从简说：“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
所谓下西洋造成国家财政困难，不过是某些人精心编造的谎言神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抨击？因为这是皇家垄断的贸易方式，它对豪门、地主、巨贾这些培养出了大批文官的中间阶级毫无好处。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作为他们的代表，文官集团自然竭力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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