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里，一个长生不老模型手插在口袋里，打着哈欠，没精打采地在长桌子中间荡来荡去。两米长的花白胡子在地上拖着，不时地被椅子夹住。
一切正常。我把一瓶放在凳子上的王水放到橱里后，便朝我自己工作的地方电子部走去。
这里有我的“奥登”。我很喜欢这台计算机。它体积小，外形美观，光亮柔和，透着神秘感，科学院对我们的反应各不相同。比如，会计部对我是双手欢迎，他们的主任笑逐颜开地将一堆枯燥乏味的工资表和生产效率计算表放在我面前。詹·贾科姆，万能转换研究所的主任起先是欣喜若狂，但当他确信“奥登”连将铅试管转换成金试管这种最基本的转换都不能计算时，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以后便很少找我们帮忙。但他的得意门徒兼助手维克多·科列夫还是经常光顾这里.奥埃拉—奥埃拉也常常带着他的想炸了脑袋也算不出答案的无理数学来请我帮忙。一向急强好胜的克里斯托巴·琼塔晚上总是把他的中枢神经系统接到这台机器上，这样第二天就会听到他的脑子里有东西嗡嗡地响，而运转超常的“奥登”便从二元系统进入了六元系统，其中的奥妙我说不清楚，最严重的时候，“奥登”逻辑次序一片混乱，完全违反了排三律原则。费奥多·谢苗诺维奇把“奥登”当成了玩具他和它玩“画连城”游戏，开心得像个孩子似的，一玩就是几个小时。他还教它下围棋。杰勒斯·波留克托维奇(我记不清是杰勒斯-A，还是杰勒斯-U了)只用过这台机器一次。他拿来一个半透明的小盒子，将它接在“奥登”上面。大约才操作了10秒钟，所有的断路器便短路了。杰勒斯·波留克托维奇连忙道歉，拿起盒子便走了。
尽管有这些琐事的干扰，尽管“奥登”有时候在屏幕上会显出，“我在思考，请勿打扰”的字幕，尽管零部件时常短缺，尽管有时在需要它对某个难题进行逻辑分析时会使我感到痛心疾首，尽管有这些令人不快的事情，我还是特别喜欢在这儿工作。
这儿需要我，为此我感到自豪。
我完成了奥埃拉·奥埃拉研究双体侏儒的遗传机制中的所有计算问题;我设计出了第九维空间中沙发转换器周围M场潜能的图表;我为当地鱼产品加工厂做日常的会计工作，我计算出了输送儿童笑声最节省的方法;我甚至计算出解决单火纸牌游戏中“大象”、“政府大楼”和“拿破仑坟墓”问题的可能性。我还算出了克里斯托巴·约塞维奇数字求解法中的所有积分求解。为此他教我怎样达到涅槃的境界。我感到心满意足，时光短暂，因为我的生活非常充实。
时间还早，才刚过6点。我打开“奥登”，想工作一会儿再走。可一直工作到9点。我才醒悟过来连忙后悔地关掉电源，向五楼走去。
暴风雪一时半会儿还停不下来。这是一场真正的除夕风暴。在遗弃不用的旧烟囱里，风嗷嗷怒号，窗前堆了一层厚厚的积雪，风疯狂地摇晃着几盏稀疏的路灯。
我来到工厂和行政区。莫迪斯特·马特维维奇接待室的门是被两根6英寸长的带子交叉封住的，旁边放着两个守护巨神。他们头戴方巾，身穿战袍，手里拿着出鞘的长剑，鼻子冻得又红又肿，身上散发着被硫磺烧焦的皮毛和抗菌素的气味。
我停下脚步，仔细地看了看他们，因为在我工作的地方，很少看到这样的巨神。但右边那位胡子拉碴，一只眼睛用黑布蒙着，另一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他名声很臭，据说从前吃过人。我连忙离开，听见他在身后不停地咂嘴。
绝对知识研究所里所有的通风器都是开着的，因为维贝盖罗弄来的鲱鱼头的臭味还在往里面钻。窗台上已经堆起了雪，散热器下面积着一个个小水塘。我关掉通风器，走过工作人员从来不用的办公桌。新的书写用具上面一点儿墨迹都没有，倒是堆了不少烟头。
这是个奇怪的部门。他们的座右铭是：“理解无限的知识需要无限的时间。”
这句话对不对我们暂且不论，但紧接着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因此工作与否，根本没有区别”。
为了不再增加全球的信息知识，他们从不工作，至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这样，实际上，他们研究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在获得绝对真理的渐近方法领域内分析相对知识的曲线。因此，我的这些同事们有的忙于用台式计算机演算零除以零的结果;有的正在申请计算无穷大数字的任务。他们从所里回来总是精神饱满，面色红润。稍感身体不适，他们便立刻请假休息。一有空闲，他们就叼着香烟，从这个所窜到另一个所，也不管其他人在不在工作，便往别人办公桌旁一坐，海阔天空地乱侃一阵。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们很空虚。由于他们经常刮耳朵，所以耳朵上伤痕累累，使人感到他们的耳朵很特别。这些特点让人很容易将他们从人群里辨认出来。我在科学院里任职快半年了，他们才送来一个需要“奥登”解决的问题，就是那个零除以零的老问题。或许他们中有人确实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只是我从未听说过。
10点半的时候，我来到了安布罗西·安布曼罗索维奇·维贝盖罗的实验室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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