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一流的学者们整理了汲冢书，其中居然就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起名《竹书纪年》当然也有它自己的道理。原来古时无纸，著书立说，破竹刮平为简。字写在竹简上。多简编为一书，所以叫竹书。纪年是将史事按年编次，成为史书一种体裁。此所谓“竹书纪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书。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再加上首次整理的结论尚有争议，所以晋惠帝时就有学者重新整理《竹书纪年》，永平元年(291)秘书监挚虞延请世习古文的卫恒重新“考正”竹书。但秘书丞卫恒的工作尚未完成即在政治斗争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听说卫恒出事，自本郡赴丧，并续成其事。新考正本《纪年》的时间起于夏禹。至于汲冢墓主，卫恒、束皙则认为是魏安厘王。
《竹书纪年》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编年体著作。《竹书纪年》是《汲冢书》中价值最大的史料。史学界把《汲冢书》与西汉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发现的古文《尚书》、《论语》等，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敦煌发现的藏经洞，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
虽然大家一致确认，汲冢书是由于盗墓被发现，但是关于汲冢书出土时间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一种说法是咸宁五年(279)，这一说法以《晋书·武帝纪》为代表，《汗简·略叙》、张怀《书断》也持此说。
另一种说法是太康元年(280)，最早有这一说法的是当时的大学者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引王隐《晋书》也赞同这种观点。《北堂书钞》卷101引王隐《晋书》、今本《晋书·卫恒传》、《晋书·律历志》以及《隋书·经籍志》也都是这种观点。
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二年(281)，主持整理汲冢书的荀勖在为另一本汲冢出的书《穆天子传》写的《序》中发表过这种看法，《晋书·束皙传》、《太平御览》也都对这种观点表示支持。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阳卢无忌立石的《齐大公吕望碑》也是这样说的。
最后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八年。四说中太康八年说不可信，太康初年说则较为可信。情况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准盗掘了汲冢，而汲冢书上缴官府则在太康二年。
至于汲冢墓主是谁?同样存在不同说法。晋代汲郡，现在的河南汲县西南，战国时是魏的封地。根据《晋书·武帝纪》、《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隐《晋书·束皙传》则认为墓主当是魏安厘王。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依然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史学的独立
陈梦家先生曾经说：“纪元后279—281年之间在汲郡所出的《竹书纪年》，乃纪元前297—296所作魏国的史记。汲冢竹简的发现，和安阳甲骨的发现，就古史的材料而说，有着几乎同等的重要性。”《竹书纪年》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是魏国史官作的史书。古代史记的再现是令众多晋代大学者兴奋的原因。
作为战国的古代史书，《竹书纪年》是最可珍贵的资料。清代朱右曾就利用它来校订《史记》。陈梦家、杨宽等复位战国年表，所根据的也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已经成为重建战国年代学的主要依据。
《竹书纪年》对春秋史事记载多与《春秋》相一致。除此之外，《竹书纪年》对晋代学术的影响也非常之大。就是在《竹书纪年》整理研究的刺激和影响下，晋出现了大量史学著作尤其是编年史，进而使得史学的独立价值被发现，使晋代学术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史学最终从经学中独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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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仍做皇帝梦：魏晋南北朝的陵墓特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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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帝王都把陵寝作为社稷江山的象征。他们大多从登基之日起，就下令建造陵墓。这些陵墓工程浩大，费时多年，动用上万甚至几十万民夫，耗费了大量金银，陪葬了数不尽的财宝。然而，由于社会风气以及文化的变异，各个朝代的陵墓均有着自己显著的特点。
魏晋时期的墓穴特点
魏晋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长时期分裂的时期。经过长期的战乱，人心浮动，社会秩序相当混乱，很多大墓被偷盗，帝王的陵墓也终难逃劫难。
所以这个时期的陵墓主要是设法防止盗掘。这种做法始于魏文帝。
魏武帝曹操死后葬于高陵(今天的河北临漳)。魏文帝以“古不墓祭”的理由毁掉了曹操陵墓上的殿屋。所以民间一直有曹操设“七十二疑冢”的说法。其实，“古不墓祭”只是他的借口而已，就在这一年，魏文帝在为他自己营建寿陵时，道出了真正的原因。他说：鉴于“汉氏诸陵无不发掘”，因而决定“因山为体，无封无树，无立寝殿……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原来，他是怕改朝换代，政权交替时，自己的尸体陵寝也像汉代帝王的陵墓一样，被人盗掘。
魏文帝这个决定，对时局动荡不定的魏晋南北朝，影响很大。其后魏晋南北朝二百多年间，没有出现大型的陵墓，豪富家族的厚葬风气也大有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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