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大作坊所生产的商品远不能战胜个体小生产，这就规定整个社会的商品生产，还必须服从封建主义的经济规律，于是商业资本的积累向封建经济倒流，如吞购田地从事封建地租剥削、放高利贷等，所谓“以末固本”，反使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维护封建主义的作用。这就告诉我们，在鸦片战争前，商品价值规律即使对小生产者起到了一些分化作用，但也并没有为资本主义创造资本、劳动力和市场等条件。这从当时的商品交换情况也可得到说明。据估计，在清代中期以前，1000万两以上的年商品值，只有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茶、盐七种，这七种商品，至少有80％是在农民之间进行交换的。例如，商品进入市场居第一位的粮食，约占七种商品值的40％余；居第二位的是棉布，约占24％；第三位是盐，占15％。商品交换情况，基本上是粮食同盐、布间的交换，这也可说是农民小生产之间的交换，即农民将粮食出售以换取日常所需的盐和棉布；而基本上不脱离农业的盐和棉布的生产者也以此换回口粮。粮食与盐、布两者的商品值恰好大致相当。在这些商品中，作为显示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工场所生产的占极少数。这种情况表明，商品生产和交换，远未能突破封建主义的框子。要使正在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较快，必须使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的作用，从而使封建主义的一些剥削压榨——苛捐杂税、高利贷、地租等——乃至水旱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分化的结果，服从资本主义的需要，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然而，这种封建经济受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制约和支配的情况，是在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廉价商品输入才开始的。
鸦片战争前，以英国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入量是很少的，据统计，年进口总值不过1000万两左右。以4亿人口的大国，区区1000万两的进口商品，对国民经济不会发生多少影响。再说，这些进口商品除鸦片外，主要是毛织品、金属制品和棉花等物，与广大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关系不大，这是造成商品值进口很小的原因之一。其次，由于税收高和其他附加于商品的费用较多，因而缺乏市场竞争力。当时粤海关税率平均达到商品值的20％左右，其中最接近广大人民日常生活的二等白布高达30％余，加上“陋规”的勒索、内地税和落后又昂贵的运输等其他费用，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至少是商品值的150％—200％以上。棉布等低档的为一般居民所需要的商品超过其价值的比率还要高。而那时英国棉布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是比较低的；19世纪30年代只有40年代的30％、50年代的20％有零。如将所有以上这些因素加起来（即较 高的产值和附加的高税率、高运输费和“陋规”等），可知棉布等与人们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商品价格是很高的，因而市场竞争能力必然很弱，它无法同土布相较量。这规定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远未能打开并占领中国市场，对封建经济结构不能发生什么破坏作用。相反，外国商品输入和中国土产品输出，都服从封建经济的需要，受封建主义及其国家所制约。
鸦片战争之后情况突变。首先，通过不平等的《江宁条约》及其附约的规定，税收大大降低了，关税只有商品值的5％强，加之内地税“每两不过某分”的规定，最多只有商品值的10％。两者相加，商品只要附加上最高不超过商品值的15％的税款，即可到达消费者手中。而在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子口半税”商品只要附加于商品值的7.5％即可进子口，比之战前减少了150％以上。第二，进口商品的价格在中国市场急剧下降，而且，其下降的幅度远超过上述比率数。这是因为，以英国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段时间里，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其中尤以棉纺织品的生产率提高更快：如以1829—1831年平均为100，1844—1846年为323，1859—1861年为615，短短20年间增长3—6倍。劳动生产率提高如此之多和快，就意味商品值的下降，因而附加的所谓7.5％的绝对值也大幅度减少了。这也就决定产品价格下降更多。第三，资产阶级的倾销政策，也是价格下降的重要原因。资本家为了打开和占领市场，往往用暂时亏本销售产品的办法吸引顾客。据1852年米琪尔致港督文翰的报告：英国“曾以低于成本20％—30％的价格，把布匹强销于中国”，有的甚至“亏本35—40％”。以上三个因素，规定了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能力大大加强了。
不仅如此，以英国为主的外商们，接受战前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要牢固地占领中国市场，必须制作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进行推销，才能在中国社会生根。于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进口的商品，“大半皆呢羽棉布等物”。外国商品开始较广泛地同人民生活直接接触；同封建自然经济基础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小商品生产者相较量。沿海地区土制纺织品在冷不及防的情况下，遇到价格低廉商品竞争的突然袭击，很快地衰萎了。向来靠江浙棉布供应的福州、厦门地区的市场，也被“其质既美，其价复廉”的洋布洋棉所占领，造成“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丸”的局面。江浙既少掉一个福建市场，而上海又是开埠最早洋货直接销售的地区，这个地区的洋布价格，在40年代中期，如经济学家包世臣所记载的“价才当梭布三之一”。本来买土布者多改买洋布了。尽管在1847年后，由于中国人民的抵制和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顽强性，商品输入暂时有所减少，但总的趋势是廉价商品输入日益增多。这些廉价商品、特别是廉价的棉纺织品增多，摧残着中国的手工业。在19世纪40—50年代，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纺织匠因外国的这种竞争而大受其苦，这一点就在全国引起了相当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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