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机器设备运到上海后，由招商局轮船运到汉口，再通过陆路、水路用多种方式运到兰州。由于陆运大多是用马车拉的，有的大机器马车放不下，乃将机器拆散，分装为4千箱，先后运到西安，再从西安西行运到兰州。断断续续地于1880年5月最后一批机器方始运抵兰州目的地，历时约一年之久。路上的运输是极为艰难的。所谓“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是常有的事。上海有一家名为《大清国》的杂志描述运送机器设备的艰难情景说：
“机器系装在一条货船上由招商局的轮船在1879年拖运到汉口。在汉口又将这些机器用民船水运、又由人们背运（拉运）到兰州府。有些机器非常重，而且难运，所以锅炉得拆散了一块块地运。山路有时得开凿了然后才能把大件的机器搬运过去。”
于此可见创业的艰苦了。在这里要说明两点：（1）当时，在边远地区创办这样的近代工业企业，如果没有像左宗棠这样权势人物的倡导支持和像他那样的办企业的毅力，企业要办成是难以想象的；（2）过去学术界曾有人轻易地把洋务派所办工业企业一笔抹杀，这不是公允之论。
织呢局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筹建，于1880年11月（一说9月16日开工）建成投产。厂中德国技术人员13人，石德洛末任洋总办。关于织呢局的投资，据左宗棠说，机器设备费118832两，从德国运抵上海和由上海经鄂、陕运抵兰州的运费72975两，建造厂房等费用110305两，共计建厂费约近31万两，全部经费由官筹给。投产后的日常经费也是由官筹措。经常费从开工到1883年停工，支出和收入均无准确数字可据，粗略推算当不少于20—30万两。两共60万两左右。张之洞说兰州织呢局“费银百余万两，旋经后任废弃，巨款尽付东流。”似乎夸大了一些。从以上事实看，兰州织呢局为官本官办，但这不影响到它的民族性较强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
然而，兰州织呢局开工后生产经营的情况并不如预期的那么理想。厂中安设织机20具，开始只开6具，若各机均开，预计年可织6000—7000匹呢布。每匹长5丈，宽5尺。但开工后一般每天只生产8匹，只有计划的三分之一还不到。并且很快减少。究其原因，总的原因是缺乏市场，产品卖不出去，具体原因，第一是成本太高。按左宗棠原来的计算，羊毛每斤只值一钱几分，织成呢布一定很便宜，但实际上，由于原料粗而且杂，质量太差，每天要雇用40个人挑拣羊毛，每人“每天只能拣两磅。因此在织成呢布前羊毛的成本已经很贵”。而且在100斤羊毛中，只有10斤能织上等呢，20斤能织次等呢，50斤能织粗毡子，还有20斤完全无用。这样，织成的呢或毡子，成本就很昂贵了，内地很少有人使用。第二是产品质量太差。按左宗棠的说法，“其质虽略逊于洋呢，然亦可供着用”。仅仅“可供着用”的要求，已不如左氏原来那样理直气壮了，而实际情况比这还要差。据《捷报》报导：“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完全不能出售。”第三是运输条件差、运费贵。在人烟稀 少的西北地区道路很恶劣，呢布等产品陆运到内地运费贵得惊人， 这些昂贵的运费，加到成本很高的劣质呢绒产品上，价格之高可以 想见，哪还有买主来问津呢？当时《大清国》有一则报导说：“兰州织 呢局的产品，不管在品质上或价格上，都比不上外国的呢布，因为 把厂中产品运到各通商口岸，就比从欧美输入呢布要贵多了。” 这样，“足以抵制洋呢入口”的目的就落空了，赢利的目的也就无 从谈起。据记载，兰州织呢局还存在一般官办企业的共同致命弱 点，那就是“乾领薪俸”，冗员太多，“缺乏良好的管理”等，它就只能以失败告终了。1883年新任总督谭锺麟下令停办，次年完全废 弃。《申报》于该局废弃后的1884年2月16日（光绪十年正月二十日），对于兰州织呢局的失败原因作了较为中肯的总结和评述，兹录之于下：
“彼处之人均尚棉布，而呢不甚销；贩之他省，又以运费较贵，似不合算。且局中开支亦繁，即大小委员已有十人，余可想见。所进不敷所出，自难支持。然功败垂成，实为可惜。设能将此局归作商办，涓滴无遗，安见必无起色也。”
“归于商办，……安见必无起色”一语，是讲到点子上的。那就是利 用“官”的力量筹建织呢工厂之后，随即招商来承办，不是不可能取 得一定的成功的，至少不至于失败得那么惨。
历史学家应公正地论史事。处于100余年前的当时，左宗棠 将沿海近代化事物带到陕甘，使穷乡僻壤的西北地区人民呼吸到 近代新鲜事物的空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行动，从历史 趋势说，是正确的，体现了社会发展方向。不能因其失败而抹杀其 首创之功，不能因其失败而抹杀其将近代科学技术输入落后的西 北地区之功！
三、上海机器织布局
三、上海机器织布局
如果说兰州织呢局完全是官方倡议和举办的话，那么，上海机器织布局则是在官、商双方共同意识到发展机器纺织业的必要性的前提下，官为倡导商人承办而逐步筹建起来的。1874海防条议中，多有谈及办纺织工业者。而在70年代也有一些商人将资本投于近代纺织工业，1872年广东顺德陈启沅的继昌隆缫丝厂，1881年上海黄佐卿设公和永缫丝厂等即其例证。1876年李鸿章倡议建立棉纺织企业，他在致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信中说：“英国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银三千数百万，实为耗财之大端。既已家喻户晓，无从禁制，亟宜购机器仿织，期渐收回利源。……而苦于无人创办。……适有魏温云观察输先与弟世好，会计最精，商情最熟，浼令出头承办。”魏氏随即去上海会集华商进行筹备，未有成果而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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