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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史_夏东元【完结】(125)

  然而,1883年上海出现了金融倒账风潮,银根奇紧,股票大幅度下跌,存有大量票据的织布局出现了危机。前面叙述到该局招股银50万两中,实收现银35.28万两,其余14.72万两,全系股票作为押款。而35万余两现银除付购买机器等项20.9万余两外,其余14.3万余两,“或已放出,或押股票,均无实银存局”。这样,织布局在股票价下跌情况下,股银之亏折就是意中事了。由于局中一切银钱账目系责成郑观应“一手经理”,故亏折追查到郑氏头上。郑观应于1884年中法战起,应粤防大臣彭玉麟之邀,前赴广东,银钱账目交由盛宣怀接办,盛禀请李鸿章札委经元善代理,直至1887年清理完毕。据郑观应说“变价还款,约亏银二万两,……照数赔偿”,就此结案。

  在结前案之时,李鸿章委江海关道龚熙瑗督同龚寿图、龚彝图及杨宗濂等人重办以挽残局。重订新章刊登于1887年7月27日《申报》,除每股100两、“局中诸事仍责成丹科专理”、专利10年、购机400张等与前任相同外,特别提出:“与前局截清界限”、“局用每月不得过银三百两”、“千股以上新股东公举一人司理内柜锁钥”、“公举公正明晓局外董事稽核月结”、“局中股本不得私自挪借”等。经过3年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于1889年12月24日(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试机,同月28日(十二月初七日)正式开工。历时10年,几经波折,终于成功了。次年春为了经营顺利,李鸿章札委时任招商局会办的马建忠为织布局总办。

  织布局从弹花、纺纱到织布全用机器,是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所纺之纱和所织之布,质量大体上可以与进口纱布相比。

  马建忠任总办后,估计年产布仅为18万匹(有人估24万匹),仅当进口洋布八十分之一,“所夺洋人之利,奚啻九牛之一毛”。他为了达到“每年所织之布足敌进口十分之一,方足为收回利权之善举”的目的,决定扩充规模,李鸿章准许他借用仁济和保险公司积金30万两。后马建忠复想借100万两另设纺织厂。因前借之30万两用途不清,他遭到了李鸿章“汝办事一味空阔,未能处处踏实”的批评,100万两的借款当然就落空了。

  织布局的生产与销售情况,说法不一,有人说织布局的纱不敌印度之纱,也有说可与印度纱相比;有的记载说织布局所织之布质量不及进口之布,但也有说大致相等;至于价格,也有说贵于进口布,也有说比进口布略贱,等等。各种记载和讲法,也许反映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实际情况。公正而论,中国新开办的纺织厂所生产的纱和布,要一下子就做到“敌洋产”,与英、美老牌纺织品相等,是难的,但总算挤进了洋纱、洋布市场,“少分洋商之利”。从宁波、镇江、芜湖、九江、汉口、烟台、天津、牛庄及其他一些城市销售情况看,斜纹布:1891年为10450匹,1892年上升为37900匹,1893年8月为止即达32780匹;原色布:1891年11600匹,1892年58357匹,1893年8月底为止达44565匹。1893年的产量如果加上后4个月的数字当超过1892年。销售逐年上升,反映了生产增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成绩。

  然而,正当织布局建成投产并大力扩充之际,1893年10月19日(光绪十九年九月初十日)被大火焚毁,损失极为严重,估计达100万两以上。洋务派在织布局遭此挫折时没有后退,而是在布局原址成立了华盛纺织总厂。

  四、华盛纺织总厂

  四、华盛纺织总厂

  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后,李鸿章决心重建纺织局,他向清廷阐明理由说:“布缕为民间日用所必需,其机器所纺织者,轻软匀净,价值尤廉,故远近争购。……是以因势利导,不得不用机器仿造,必使所纺之纱与洋纱同,所织之布与洋布同,庶几华棉有销路,华工有生机,华商亦沾余利。此事断难中止,亦难缓园。”那就是说要赶紧重建,立即规复。之所以要如此紧迫地恢复织布局,诚如《捷报》所说李鸿章“很重视与洋货竞争”。这种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方针目的明确了,接下来就是谁来负责规复工作。在当时,社会上与官场中公认为非盛宣怀莫属。李鸿章说:盛氏“于商务洋务,尚肯苦志研求”。社会上则公认“他的身份、势力和财力都适宜于担当此任”。的确,盛的“身份”是起到北洋参谋部作用的天津海关道;“势力”有李鸿章为首的北洋权势人物这个强有力的后台;“财力”吧,在当时几于无双:既有轮船招商局、电报局这样的生财企业在握,又有大批钱庄和官款的支持,还有许多握有资产的实业界人士的广泛关系。其实还应加上一条,即盛宣怀有着办织布局的积极性。盛氏热心于办工业企业是众所周知的,他是早就想到要揽办同人民生活最接近、赢利最有把握,因而也最有生命力的纺织工业。但未有机会插手,直到织布局开工后才与朱鸿度一起创建纺纱厂作为布局的分厂。所有以上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尽管规复织布局任务很艰巨,盛宣怀仍足以肩此重任,并有希望很快办成功的。

  有希望很快办成的另一因素,是那时的形势甚佳:“棉纱已飞涨至六十五两外”,而“布利较纱利为尤厚”。盛宣怀除曾与朱鸿度设裕源纱厂外,又与织布局总办杨宗濂商谈在织布局内分设纱厂。赢利欲望促使盛宣怀等人办纺织工厂的积极性进一步高涨。在当时“因向年各公司股份之商,受创颇剧,均有戒心,……皆怀疑畏缩观望不前”之际,盛宣怀等却能从自身追逐利润出发,并与挽利权相结合,说这是“塞漏巵而挽利权”的好机会,他们大声疾呼“诚哉时不可失也!”这种可贵的精神,就是规复纺织厂的很好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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