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起来看，中法双方在水陆各种战斗中，互有胜负，在军事上可以说是打了个“平交”，之所以能够打个“平交”，因素固然不少，例如刘永福在越南战场上配合情军作战，屡创敌人，但主要是由于清政府有了较为新式的海陆军，可以与法军较量的原因。基隆保卫战的胜利和淡水大捷，越南战场上郎甲胜利和临洮大捷等战斗的获胜，固然有指挥得当、兵数优势等因素，但武器比较新式精良，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学者们常常称许冯子材指挥的镇南关大捷，这是应该的。这个大捷，固然很大程度地靠了冯子材的指挥才能和他的崇高威望以及士气的旺盛。但不要忘记，集结在镇南关的军队有4万余人，其中多数是装备比较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例如，布置在关前隘主阵地的楚军10营，布置在右翼阵地潘鼎新淮军10营等军队，大都使用后膛枪炮。其他各军也远不是人们所想象的仍用弓箭刀矛落后武器。老实说，如果没有洋务运动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建立新式海军海防和陆军，恐怕与法军招架也难以设想，何谈对阵！何谈“乘胜即收”！这次战争确实比之其前的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战争，及其后的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战争，中国一方打得都要好一些。所以，中法战争打了“平交”，或中国稍胜一筹，应认为洋务运动起了主要作用，可以说洋务运动初见成效。
然而，军事上“不败”，却签订了一个不平等的《中法越南条约》。也就是说，不败的战争却得到一个失败的结果。有人说，成争“不败”，作为战争“胜利”结果的《中法越南条约》也是平等的胜利的条约。诚然，这个条约比1842年《南京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都要好一些，比之其后的1895年《马关条约》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更显“平等”些。但中法条约毕竟是在承认清政府与外国过去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前提下而签订的，且在铁路修建、边境通商等主权方面有所损失，在条约的屈辱性上比之过去还是有新的发展的。因此，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对中国说是失败者签订的条约。之所以结果是一个“失败”者，这主要是由于清政府政治上腐朽所造成。
众所周知，中法战争以中国方面“乘胜即收”而结束。军事上“乘胜即收”，是可以的，允许的，历史上不乏其例。但“不败”的军事形势，如果在政治外交上也是“不败”的结局，这种“乘胜即收”的主动权是操诸已。而中法战争的“乘胜即收”却以不平等的“失败”条约结局，这就表明主动权仍操之于法。这也就表明清王朝政治腐败到了何等程度！这是从全局说的，从局部的战斗说也有类似情况，即不败于军事而败于政治。这里以马江之战为例。
从闽江海口到马尾，中法水上战场约有50里之遥，我曾实地观察过。在这约200米左右宽的水程中，有着几处很窄的“喉咙”式卡脖，两岸建有防御工事，有较为新式的炮台。这种“一夫当关万人莫越”的天然险要形势，加上人工防御工事，法舰绝无可能进入马尾水域的。但法舰却顺利通过各炮台，深入到马尾水域中国军舰停泊之处。之所以这样，是得到清政府允许的。所以驻军不是真炮实弹轰击敌舰，而是用礼炮表示欢迎。听来是大方夜谭式的千古奇闻，但却是活生生的真情实况。待马尾水域法舰袭击清军获胜后向海口开去时，两岸炮台上的炮只能朝海口方向向外打，不能转身向后打击敌舰，而敌舰却能从炮台背后一个一个地收拾两岸炮台，清军只有被动挨打，毫无还手之力。假如清政府预先下一道严阵防止法舰入侵马江水域的命令，何来马尾水战失败的修剧！又何来被法军从炮台背后的轰击！有人说，过去条约中有洋船可以游弋于沿海内河的规定，阻法军进入马尾的命令不好下。这不成其为理由，中法交战了，战场上战胜敌人是最高原则，怎么可以受“守定和约”的限制呢？如受此限制，益见其腐败无能之极！由此可见，马尾之败，非军事上的原因，而是政治上的腐朽，这已毫无疑义。又由此可见，中法战争中军事上的“不败”，表明洋务运动有成功的一面，但却告诉我们，洋务运动要最终成功，必须克服政治上的腐败，那就是必须实行政治上的改革，也即变封建专制制度为民主立宪的制度。
对于民主制度的思想酝酿已有数十年之久。从林则徐称许美国“三占从二”民主制，及魏源、梁廷机等人对美国民主议会制所说“可垂奕世而无弊”之类的话，到冯桂芬把西方民主制与中国专制制度作比较时所说的“君民不隔不如夷”，和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所说要学习和实行西方民主国家的“邦法”，等等。说明进步思想家已从朦胧地憧憬民主制，到比较自觉地认识到中国专制制度“不如夷”。经过洋务运动学习西方技艺的实践，逐渐显现出封建专制制度与新的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1880年前后，郭嵩焘、郑观应等先进人物，批评洋务派仅仅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器”与“用”，而遗其民主政治的“体”，一定达不到富强的目的的论述，意思是说，既要“学其用”，也需“学其体”，这也就是变专制为民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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