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通过《马关条约》允许日本“在中国内地从事工艺制造”的规定，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权，竞相向中国输出资本，在中国开办工矿企业。除开设纺织、食品轻工业和船舶修造、航运等工厂企业之外，投资重点放在铁路、矿务、银行等行业，以便掠夺中国的资源和侵占中国的利权。因为这些行业是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要害部门，列强重点投资这些部门，既是其资本输出的需要，也是帝国主义全面控制殖民地经济的需要。然而，事物的发展虽不平衡，但往往是对称的。在中国方面，虽因甲午战争失败而宣告洋务运动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资本主义经济却是进一步发展了，它对原料、燃料的需求量门益增加，开发速度加快和开发量加大，商品量及其运输量很自然地以极快的速度增加着。这就促使铁路加速筹建。本来就意图为建造铁路供应铁轨的汉阳铁厂，也就必然大力扩充其规模，改善其经营，从奄奄一息的官本官办企业改为商资商办了；与之相联的煤铁矿业也相应发展。于是甲午战后在修建铁路之外大力经营矿务，是在经济规律支配下所必然出现的新的经济形势。清朝君臣们如张之洞、刘坤一及职位稍低的盛宣怀等辈，在经营铁厂的同时，很自然地把办工业的重点置于铁路和矿务。他们一致认识到非抓紧铁路和矿业的筹建和发展，不足以致富强的道理。而办这些大型的、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的钢铁、铁路、矿务等工业企业，没有在国民经济中起枢纽作用的银行，是难以想象的。于是，铁路、矿务、银行三者，成了甲午战后洋务派头目们办近代企业的重点项目。而这，正好与帝国主义在华投资重点——铁路、矿务、银行，针锋相对。其竞争性和民族性，不言而喻。现分别简述之。
先谈铁路的筹建。总的说在甲午战前铁路的建设在清政府眼里还是无足轻重的。甲午战争失败后则不同，清帝“下诏自强”是 把修建铁路置于首要地位的。卢汉铁路倡议者张之洞立即响应说：“方今时势日急，外患凭陵，日增月盛，富强之什，首以铁路为第一要图。”刘坤一也说：“究之富强之本，求其速、取利宏，一举而数善备，则莫急于铁路。”于是着手进行已经议定先造的卢汉铁路建设。1896年12月成立铁路总公司于上海，以公认“堪以胜任”的盛宣怀为督办。盛宣怀为了“权操诸己”，把与帝国主义争权放在第一位。他根据多年办企业同洋商打交道的经验，在上任之前即警惕他说：“洋商必欲尽占权利，一国要挟，各国争衡，未见其利，先受其害”。这个意思是说，帝国主义对路权的危害最大。因此，他建议朝廷“筹直捷痛快办法”，做到“权自我操，利不外溢，循序而进，克期成功。”此方针是针对帝国主义侵权的这一点是明显的。铁路总公司成立后，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沙俄欲将其铁路向南延伸，其次是牵涉到“权自我操”与否的借洋债还是招洋股问题。俄路南侵远未见诸事实，而借洋债与招洋股却是立即实行的事。洋务官僚们围绕这事展开了争论。
1896年盛宣怀与张之洞谈及卢汉路时，他们即提出“官款难拨而注意商办，洋股不准而注意华商”的主张。华商是无此资本兴建这样大的工程的，于是注意力转到洋商头上。当时以清廷和李鸿章为一方主张招洋股，说“洋债不及洋股容易”，应以“洋商入股为主脑”；以盛宣怀、张之洞为一方主张借洋债，盛说，招洋股筑路洋人一定会“初则借路攘利，终必因路割地，后患无穷。……若借款自造，债是洋债，路是华路，不要海关抵押，并不必作为国债，只须奏明卢汉铁路招商局准其借用洋款，以路作保，悉由商局承办。分年招股还本，路利还息，便妥。”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借洋债筑路可以做到权归于已，招洋股则权必为洋人所夺。这得到张之洞的支持，张说：“路归洋股，则路权倒持于彼；款归洋债，则路权仍属于我。”应该说，盛宣怀和张之洞的意见是正确的。因为比较符合民族利益。借哪一国的债为适宜？经过比较，认为比利时“国小而无大志，借用比款利多害少”，“舍英美而就比”，较为容易做到“权操诸己”。
1897年冬，以德占胶澳，俄占旅大为始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浪潮，德国获得山东胶济等铁路修建权，英亦觊觎粤汉路权，清政府赶速将粤汉路的修建提到议事日程，委盛宣怀为督办。盛氏主张卢汉、粤汉二路南北同时兴工，力求“急办”，并尽可能及早向东西南北延伸，防止和减少列强的侵权。这些意图虽未能完全达到，精神却是可贵的，并部分地达到了目的。
其次叙述洋务运动“尾声”中扩大矿务的情况。洋务派认识到，铁路与铁厂相为表里，煤铁矿又是它们赖以发展的基础。上文讲到，铁厂的钢铁产品销路，主要靠修建铁路所需的钢轨；但铁厂如没有源源不断的焦煤和铁矿砂等燃料原料，是不能开工生产的，罔谈发展扩大！当时，汉阳铁厂所需焦煤主要由英、日等国和开平煤矿供给，货源困难，价格昂贵，不仅时有缺货之虞，且所产钢轨等制品成本高，价值昂于洋产，削弱了汉厂的竞争能力。为此，盛宣怀首先致力于煤矿的勘查与开采，重点且放在离汉厂较近的长江中下游。经过勘查，证明萍乡煤矿颇有开采价值，能达到价廉物美降低铁厂产品成本的目的，于是1898年开始大力经营煤矿。除招股110万两“购机设厂，采煤炼焦，以应汉厂之用”外，又向礼和洋行借款400万马克。1901年因需设铁路运煤，又添招200万两，其中江西绅商附搭50万两，招商局搭股100万两，净商股140万两。有了这些资本，萍乡煤矿的建设与开采还是比较顺利的，对于后来“扩充钢铁”厂起了很大作用，抵制洋煤侵利在意中了。盛宣怀在讲述从觅煤以至于办成萍矿的艰苦历穆时说：“接办伊始，两炉甫成，而无煤可用，一面忍痛购运开平煤，一面试挖萍乡煤。盖闻长江之水含硫质，产煤皆不合炼铁用，越洞庭而得萍铁（煤），始愿乃偿。初用土法，终之以机炉；初用小舟，终之以铁道。不知几费经营，克底于成。”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叙述。有人说，萍乡煤矿由于德国资本渗入，故相当大程度是德人“执政”。这不是事实。从资本来源看，除400万马克德款外，均为华资；德国借款占萍矿资本比例很小，且此款系用招商局房栈作押，所以德国势力并未因贷款关系而对矿业有多少渗透。因而谈不上达到“德人执政”的程度。它的民族性无可非议。至于后来日本势力渗入汉冶萍公司，那是另一回事，不在本书论述范围，这里不加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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