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矿务、银行乃至铁厂等工业企业的大规模举办和发展，加上新的教育事业如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等的兴办，表明洋务事业并未因甲午战争失败而停顿，从这一意义上说，还不能说洋务运动破产或彻底破产。作为办洋务的机构总理衙门还未停止工作，洋务派尚未成为历史的名词，洋务运动还没有结束。它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
三、洋务派与维新派的交叉、交替与异同
三、洋务派与维新派的交叉、交替与异同
所谓“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就是指甲午战败后洋务派倡导的洋务运动逐步被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所代替的过程。在这交替的过程中，一方面洋务派所进行的洋务活动尤其是经济、文化教育等活动，不仅继续而且还大为发展着，但在政治上仍原地不动不作任何改革；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改良派则把维新思潮推进到政治实践的阶段，并发展为百日维新的改革运动。两者正处于“交叉”的历史时刻，处于“谁主浮沉”的交替时刻。
戊戌维新政治改革运动的起始点，是1895年5月2日（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的“公车上书”，它发生在清政府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半个月，也就是通常所说标志洋务运动失败之时。从这时起，维新派人士上书，办报纸，开学会，组织维新团体，宣传变法主张，组织和积蓄变法力量，经过三年酝酿准备，终于在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日）以“诏定国是”为始点发动“百日维新”，亦称戊戌变法运动。这个运动的性质是什么？与洋务运动有何不同？我的意见是，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中心并相应地进行军事、文教改革的话，那么，戊戌变法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欲将封建专制变为君主立宪制的行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人士，不断强调一个论点，即“设议院以通下情”。他们说：洋务运动已“稍变旧法”，例如，“洋务商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等等。但“泰西行之而富强，中国行之而奸蠹何哉？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故也。”那就是说，西方国家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达到了富强目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实行了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下情上达的民主议会制度，中国要达到富强目的，亦非实行这种民主制度不可。也就是所谓“设议院以通下情”。这一点正是洋务运动所缺少的。这倒不是所有洋务官僚对此毫无认识，事实上他们中一些人在洋务活动中已经有人意识到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性。例如，洋务大官僚两广总督张树声于1884年就认为，既要学西国科技的“用”，也要学西方民主政治的“体”，作过“遗其体而求其用”绝对达不到富强目的的论述。安徽巡抚邓华熙也有过“不揣其本而未是求”的批评。但这为清王朝所绝对不允许的，命运与清朝统治紧密相联的洋务官僚对此是不敢加以宣扬，更不可能付之于实践。故只能让给戊戌维新派来实行了。洋务官僚不可避免地站在与戊戌变法运动相对立的立场上。这可以说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异”点，正因为”异”就表明他们正处于交替之中。”
然而他们间也有“同”点。按照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设想，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制是一个中心，在此“中心”为“纲”的前提下，列举了许多任务，包括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革新和创建，以达到国家富强，挽救中华民族和清王朝于垂危之中。洋务派与这些主张相同或基本相同。其中不少事洋务派已经实行或正在实行、或正准备实行。例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第三书》中反复强调阐述的“富民之法”六项：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惠民之法”四项：务农、劝工、惠商、恤穷，乃至康氏不断提出的培养新式人才，等等。洋务派大都是积极宣扬和实行的。而且，1895年后三年维新派对上述“富民之法”等大声疾呼之时，也就是如本章第二节所叙述的洋务派大力兴办和扩展这些事业之际。他们的目的基本相同，即都是为了富强和拯救危亡。
在”富民之法”的问题上，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运动可以认为是一个“交叉”。
这样，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运动在政治上由封建专制向民主立宪过渡的“交替”关系，及他们在经济文教等措施上的“交叉”关系，就构成了戊戌变法对于洋务运动的继承与发展及在作为核心的政治问题上的替代关系，为了正确理解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关系，有必要将它们间的异同作一论述。
戊戌变法的目的和想做的事，一是挽救民族危亡，二是发展资本主义，三是实行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制度。这己为人们所熟知。从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说，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必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致富强；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变专制为君主立宪的民主政治制度。在过去学术界传统的说法，把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讲成俩种绝然不同性质完全对立的运动，这是不对的。它们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相同之处。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致富强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在这个相同点上，为什么过去有些学者把它说成完全对立的呢？这是由于他们把洋务运动看作是半殖民地化的活动，把洋务工业企业性质看作官僚买办资本性质的缘故。事实上，洋务运动兴起的直接目的虽是镇压人民革命，是反动的，但同时也有御外侮的意图，这个“意图”付诸实践，是在19世纪70年代人民革命镇压下去，而外敌进行新的武装入侵之时，其措施：一是大规模建设海陆军；二是大规模创建轮船、电报、矿务、铁政、纺织等工业企业，这些企业都是作为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立面而兴办发展的，是民族性很强的企业，它与康有为为代表所发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呼吁，在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本书对这两个问题的上述观点，已有鲜明的表述，这里只作简要的概括，不再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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