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之洞《劝学篇》和“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洋务思想体系，曾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有过它的光辉历史的一页，但是80—90年代以后，这个思想体系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西体西用”的企图也被扼杀。洋务官僚们在洋务复兴潮流中，一方面意识到要振兴中华维护清朝统治必须对“中体西用”进行改进，另一方面，也逐步意识到康有为一套变法主张与洋务变法相左，必须有一种思想与之相对抗。于是洋务派中的官僚权威人士抛出了既非“西体西用”，亦与“中体西用”有某些区别的理论，无以名之，我姑称之为“中西合一”观。这个“中西合一”思想，以1898年4且张之洞抛出的《劝学篇》为雏形，以1901年10月2日刘坤一、张之洞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成型。它们基本上是20世纪初叶慈禧太后为首实行的“新攻”的蓝本。因此，这个所谓“中西合一”思想，虽不像“中体西用”或“西体西用”那样构成为思想体系，却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个作用，虽主要是对抗戊戌维新思想和正在兴起的民主革命思想的，但在推进经济、文化教育乃至某种程度的政治等社会改革事业上不能不说有某些积极性。现分别加以论述。
多年来学者们往往把张之洞的《劝学篇》看作为与戊戌维新思想相对抗的纲领，故加以贬斥。近些年对张氏《劝学篇》中的经济、教育思想有所肯定，但仍只认为它是洋务运动理论上的总结，洋务思想的系统概括。诚然，这些说法都有其正确性，但对于其中有突破“中体西用”思想体系的倾向的一面却忽视了。
《劝学篇》分内篇、外篇。内篇分《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等九篇，中心意思很明显是保护中学的“体”。关于这个问题，书中俯拾即是，因为众所习知兹摘引数则以见一斑：“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义本之。……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明纲》）“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变法》）“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会通》）这几段话，只能充分说明张之洞《劝学篇》“中学为体”的坚定性了，也可看出“西学”不过是为了“体”不变而“用”之罢了的观点了。外篇分：《益智》、《游学》、《设学》、《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矿学》、《兵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等十五篇，基本上都是讲学习西学的科学技术以致用的问题，兼及中学与西学的有机联系，从逻辑理论高度总结了洋务活动和“中体西用”的体系。其中很多都是洋务运动已经实行过的，此处不拟多谈。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劝学篇》中的发展观及对“中体西用”思想的某些突破。
张之洞的发展观在《劝学篇》中许多地方都有表现，兹以《会通》中所述为主加以阐述。他认为格致、化学、机器等器用之物，在中国古书《论语》、《中庸》、《周礼》、《左传》……中都能找到出处，这里选数例：“《中庸》，天下至诚，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是西学格致之义也”；“《礼运》，货恶弃地，《中庸》，言山之广大，终以宝藏兴焉，是开矿之义也”；“《论语》，工利其器，《书》，器非求旧维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机器之义也”；“《论语》，教民七年，可以即戎，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是武备学堂之义也”；“《周礼》，外朝询众庶，《书》，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从逆各有吉凶，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也”；“《论语》，众好必察，众恶必察，是国君可散议院之说也”，等等二十一件事。说“凡此皆圣经之奥义，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然而，张氏不同于“古已有之”论者。他说：“智慧既开以后，心理同而后起胜，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处，且必有铁过前人之处”。他举例说：中国的“算数历法诸事，陶冶雕织诸工，何一不今胜千古（日食有定，自晋人已推得知）。……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豫知”。“今胜于古”的发展观是鲜明的。
由于张之洞鲜明的发展观，所以他必然有着超越洋务运动思想水平之处。这里不打算介绍他关于技艺方面的发展观，只就“西政”上的看法作一些说明。他虽也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但实际上对于“西学”的看法是有发展变化的。西学本来是包括政治社会学说和科学技术两大类，在洋务运动中，洋务官僚一般只讲学西艺，避免提学西政，而张之洞却在《劝学篇》中提出“政艺兼学”的命题。他所说西政的范围是指“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他对西政特别加注云：“西政之刑狱立法最善”。这比之盛宣怀所说不更动吏政、礼政、刑政的观点要高一筹。不仅如此，张之洞对于西政中议院制这个根本问题的看法也有突破性进展。尽管他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但他对于与民权有密切联系的议院制度没有完全否定，没有说未来的中国绝对不能行。他答“或曰”之问说：“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这种议院暂时不可行的观点，不是张之洞所独有，连主张设立议院最激烈的郑观应，也于1895年修订《盛世危言》《议院》篇时，将原来的议院“犹谓中国尚可不亟行哉？噫！傎矣！”改为议院“必须行于广开学校人材辈出之后，而非可即日图功也。”即使是康有为，在百日维新过程中发觉设议院行立宪阻力太大，为了缓和矛盾，不是亦主张暂缓施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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