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变法三折”并不是没有这个意思。他们说：
“方今环球各国，日新月盛，大者兼擅富强，次者亦不至贫弱。究其政体学术，大率皆累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百人之修改，成效既彰，转相仿效，美洲则采之欧洲，东洋复采之西洋。此如药有经验之方剂，路有熟游之图经。正可相我病证，以为服药之重轻；度我筋力，以为行程之迟速。盖无有便于此者。”
这里对西方“政体学术”的赞扬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尤其是说这种“政体学术”是“累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百人之修改，成效既彰”一语，就是说，不要轻易地否定，而应作为“药剂”“相我病证”地服用。言下之意，非设议院行立宪而何？为什么不讲出来，这个我不来猜测，但他们有一句话却可以看到一些端倪，那就是改革纲领方案要做到“布告天下，则不至于骇俗”。康梁的“骇俗”之论记忆犹新，不可不慎重从事。那么，刘、张是不是已经达到康梁的水平了呢？还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他们既无明确表达，更没有那种实践。而况他们还是镇压自立军起事的不光彩的主要角色呢！
如何更快地实行“变法三折”的方案？刘、张认为最好是走捷径，那就是大批派遣留学生到“路近费省”的日本去学习。他们说：“日本诸事虽仿西法，然多有参酌本国情形斟酌改易者，亦有熟察近日利病删减变通者，与中国采用尤为相宜。”速派人游学“观其实政，睹其实效，见其新器，求其新书，凡吏治、财政、学制、兵备，一一考询记录，携之回华，以供我之采择而仿行焉。开聪明而长志气，无过于此，无速于此。”众所周知，日本学习西国之所以成效卓著，主要原因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刘、张虽未说明学习其君主立宪制，但“吏治”置于学习的首位，并不排斥君主立宪“政体”亦在其中。这与维新派学日本的主张是相似的。事实上“三折”中某些主张表面远离政治实际，但处在靠近政治改革边缘的律例等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的主张就是一例。
刘坤一、张之洞“三楚会奏变法三折”的内容，尽管他们说与“康有为之邪说谬论”绝然不同，但事实上绝大部分是康有为等维新派已经胪陈过想要实行而没有来得及实行即被镇压下去的那些内容。“三折”呈上的第二天，慈禧太后即下谕旨说：“……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舍此更无他策。……昨据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各条，其可行者，即着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从此，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以刘、张的“变法三折”所陈方案为蓝本制订各项政策法令，实行“新政”了。这个“新政”，在过去学者们大都说是“假维新”，据本节所述，我认为也真也假。它按照“三折”所陈各款，制定商律、矿律、路律；制订如“三折”所说“自创新法，造成各种货物……准其专利若干年”的专利权法；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为蒙学、小学、中学、省级高等教育的教育法，这些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叶五、六年间的巨大发展，被经济学家称为资本主义第一个黄金时期。这不是“真”的吗？但在政治上是搞加强君权前提下的立宪，与戊戌维新派所要实行的民主立宪是背道而驰的，因此这又是“假”的。但即使是“假”，也得用戊戌维新派所使用和要求实行的名称。
镇压了戊戌变法却在几年以后又实行戊戌变法所主张的那些东西，这不奇怪吗？我曾对此作过下面一段论述：
“1900—1901年间，清朝政府根据督抚们的变法要求，着手进行‘维新’‘立宪’活动。这种变法，尽管出发点和目的与戊戌维新有所不同，但其一系列旨令，诸如政治、经济方面的律例，文化教育方面改书院为学堂等，都准备和付之实施。这些大多是戊戌变法时维新派想要实行而来不及实行、被顽固派扼杀的。这就表明，历史趋势是不能长期违反的，历史规律是不能长期抗拒的。而清王朝这样做的客观效果，却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戊戌变法的潜在‘幽灵’，到20世纪初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显现。”
可见“新政”是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是民主运动的规律所决定的，决不是以某些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和“新政”的施行，一定程度适应了这个规律。这就是历史的逻辑。
这样，时至1901年9月，按《辛丑条约》规定，专门办洋务的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撤销，改为仅办外交的外务部；以“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和督办政务处实行“新政”为标志，洋务派官僚代表刘坤一、张之洞对洋务运动指导方针“中体西用”有所突破，主张“中西合一”；而顽固守旧派经过“惩凶”的致命一击，再也没有他们的政治活动地盘了，顽固派与洋务派均成为历史的名词。所有以上这些综合在一起，就标志经营40年的洋务运动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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