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好制造船炮的工作？条件和因素很多，其中新型的科学技术人才应该是第一位的。人才哪里来，奕等人的见解也是正确的，即先雇用洋人，而后逐渐培养自己的人才。他们说：“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藉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枉费钱粮。”这是实事求是之论。向之论者曾有把洋务派雇请洋技术人员也看作是买办性的表现，那是错误的。这种言论实际上是要中国长期落后下去或跟在先进国家后面爬行。奕等人既要聘请洋人为“先导”，但又不长期依赖洋人，而立足于自己培养新型知识分子，这不是很对的吗？他们打算于仅仅培养语言人才的同文馆之外，另设天文算学馆，以培养科技人才。他们并奏准通过考试选取各类正途出身的翰林进士五品以下官员入馆学习天文算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这项措施，除为机械船炮的制造培养基础人才之外，也是为了造就适合于改革需要的管理干部。应该把这看作是更新干部队伍之举。虽此举由于顽固派的反对而未能实行，却是有着伟大的战略意义。
总理衙门在派遣留学生出国问题上也是率先倡导者。在总理衙门成立之初的1863年，奕等即有意像日本那样派人赴美、俄等国学习技艺，说：“伏思购买外国炮船，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若各督抚处置不当，流弊原多，诚不若派员带人分往外国学习之便。惟此项人员，急切实难其选”。1865年总理衙门又密商李鸿章派旗兵赴外国学习机器制造技术之事。此事直至1871年由曾国藩、李鸿章奏准派幼童出国，才得以实现。
至于轮船航运、电线电报、矿务、纺织、炼钢铁、筑铁路等新型的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总理衙门在经费、购置设备和聘用洋技术人员等多方面，都是积极支持的。
可见总理衙门所经办之事是很多很广的，真所谓“不独繁于六部，而实综乎六部”。然而它的工作人员比之清政府各部院却是少得多。六部和内阁的人数，少则200人左右，多则400人左右，而总理衙门从总署大臣、章京到总办、帮办乃至差役等，最多时也不过百人左右。这些人中，总署大臣是兼差，章京的差使也不限于本衙门。因此，增设的总理衙门基本上没有增加清政府编制名额。由于总理衙门是名符其实的人少事繁，这就规定它处理公务必须明快迅速，事到即办，统由章京亲自办稿，决不拖延推诿，从而革除了其他老衙门办理文稿经由堂吏、司员、堂官多道手续和公文“旅行”的弊端。总理衙门每天处理公文均有数十乃至上百件，包括奏折、奏片和京师各衙门、各省将军督抚、南北洋大臣的往来咨文信函，与各国使臣的往来照会，节略、会议记录、各种条约章程，以及各地呈报的商情、税务、新闻纸与总税务司、同文馆的各种往来文件、堂谕，等等。从1881年设电报处以后，京内外凡外交、军情及一切要事，大都用电报传递信息；总理衙门也逐渐更多地用电报了解和指示各地的外交与洋务经济等活动。从此各地电奏都由总理衙门译呈，电旨也经由总理衙门交发。在不断加重的负荷下，总理衙门所理的事务都一一完成得很好。可以认为，总理衙门这一新机构，是颇有生气的。
据上所述，总理衙门的所作所为，基本上都是顺应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的。它的成立和发展，虽也有对外妥协和适应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要求的一面，但主要方面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它主要着重于经济和文化教育上的改革，机构的改革也仅限于总理衙门本身，未能也不想深入到政治制度和带全局性的体制上的改革。
由此可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是一个进步的表现，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是一个促使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的机构。这是必须为之反正过来的。
三、坚船利炮的购求
三、坚船利炮的购求
如果说总理衙门的成立，是洋务运动兴起的标志的活，那末坚船利炮的购求成为清中央政府的方针，也是洋务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记号。因为洋务运动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中心内容，就是从坚船利炮引发出来的。洋枪洋炮和轮船的使用与购求，不自1861年始，但它得到清廷认可和成为它的方针政策，却是这一年开始的。是年奕明确奏请购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患；清廷复谕说：“东南贼势蔓延，果能购买外洋船炮，剿贼必能得力。……
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并着赫德代为购办。在东南前线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根据切身体会，也说出了“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的话。于是购买外洋船炮全面展开。
无数历史事实表明，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前进的跳跃，常常是从先进的军事技术发其端。两军对阵的唯一目的是战胜敌人。为此，指挥员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新式的有效的武器。这一点中国近代史上有颇为典型的事例。鸦片战争中，向来做视“四夷”的中国官员，在英国大炮的教训下发觉了中国的武器落后，从而被迫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和购置其技术与武器。很能正视现实的思想开明的林则徐，除向洋人购买新式船炮外，还打算自己设厂制造。这虽因顽固派的反对而未能实行，但研制新型武器，几乎成为关心国家大事的先进士子们的主要话题和行为方向。十三行商的潘仕成于1843年仿造美国水雷成功，梁章钜称“武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制造，非洋商（指十三行商——引者）之厚力亦莫能仿成。”姚莹向俘获的“黑夷目”诘以造船炮之法，以为自己仿造作准备。掌云南监察御史福隆阿主张“讯众夷犯，令将该国制造火药与千里镜、西瓜炮等诀法，明白陈说。……所获夷炮，如果轻而易携，即应募匠照制。”19世纪40年代前、中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仿制新式武器，一时成为风气，士子群起钻研军事技术并著书立说者甚多，粗略统计，有：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江伸洋的《铸炮说·附台炮》，丁拱辰的《演炮图说》，丁守存的《西洋自来火铳制法》，黄冕的《炮台旁设重险说》，陈阶平的《请仿西洋制造火药疏》，等等。这些仿造与著述，反映了人们把西洋先进船炮技艺转为已有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表明中国将西洋新技艺转为己有的愿望已有了实现的可能。这正是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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