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洋务运动以应该变而变，从而顺应历史潮流而开始和发展，以应该变而不变，从而违反历史潮流而结束。
二、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
我对洋务运动如上所说的一套看法，最大特点是更多的从经济发展上分析和理解问题，这绝非偶然。它的形成与自己的逻辑思维和经济学理论素养，以及在这一前提下，进行长期酝酿和研究的过程密切相联。这个过程在本文以下几节中叙述，这里先讲经济学与历史学的结合。
理论，尤其是经济学理论，是同逻辑思维密切攸关的。我对经济理论特别感兴趣，与逻辑思维曾受到相当熏陶有一定的关系。我早年就读于上海诚明文学院国学专修科，专攻国学。专修科毕业后，虽转本科中国文学系肆业，但对于文学兴趣并不大。而对于逻辑思维的课程，如傅统先先生的《逻辑学》、《哲学概论》等则印象很深，对他的《现代哲学之科学基础》中的《唯心欤唯物钦》一节，受的影响尤大。蒋维乔先生为我们上过很多门课，其中《易经》所讲的太极生二仪，二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变为六十四卦，……以及关于乾与坤、否与泰、损与益等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朴素的辩证法和变易发展现，至今记忆犹新。
由于青年时受到逻辑思维的熏陶较深，所以在我参加革命工作后，对理论学习兴趣特别大。1945年在华中建设大学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即转山东大学（解放区）政治系学习。在各种课程中，我最喜欢政治经济学。1946年夏卒业，到一所干部学校山东滨海公学教中国近百年革命史。在教学过程中，与他人合写了《中国近百年史》课本。通过编写，使我对中国近代史发生浓厚的兴趣。在那时，我对政治经济学和中国近代史两种兴趣，还未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教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的时候，仍然兼学政治经济学。除1947年上半年一段时间在鲁南前线工作之外，没有中断过学习。当时，不少同志背包内往往带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书，我的背包中却常常带着《雇佣劳动与资本》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理论书。那时书籍很少，一次，我搞到了一本分上下两册的《资本论》第一卷，如获至宝。从此开始读起《资本论》来。读《资本论》困难很多，不少章节要阅读多遍。经过反复学习，逐渐有所领悟。这样一直持续到1955年才把三卷读完。我体会到，《资本论》不但要当作政治经济学读，更要当作哲学书来读。它那种史论结合的方法，辩证逻辑的严密，至今还没有一本书可以代替。通过学习《资本沦》，开阔了思路，加深了对社会科学广阔领域中的问题的理解，对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也有了更多的想法。而对于逻辑思维能力的锻炼，尤能潜移默化于无形。由于自己切身体会到《资本论》的好处，它对于我一生治学道路方法和学术发展，影响至为深远。所以，现在，我带的研究生，一入学即要他们学《资本论》，以便掌握坚实的理论基础。我认为，研究生对于导师，既要继承，又必须跳出框框。要跳出导师的框框，没有较先进的理论武器是难能的。
1948年夏秋间，由于工作需要，我专从事政治理论的教学工作。始而曲阜师范，继而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后改名山东医学院）。1951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后不久，即调该校工作。那些时候，虽也教过《社会发展史》、《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和时事政策等课程，但主要是多次反复地教政治经济学。在教政治经济学过程中，《资本论》当然是不离手边。到这时，才逐渐得到启示，比较自觉地把经济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
我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多年所学的理论和所教的课程，名目虽多，但基本不外乎政治经济学和革命史。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学科，革命史则主要是研究战略策略、路线政策等问题的。前者是客观的东西，后者是人们主观制定的。主观制定的战略策略路线政策，是以客观规律为依据的。路线政策正确的程度，视其主观反映客观规律的正确程度。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理论得出科学共产主义结论，就是要制定实现共产主义的战略策略路线的。由于我在这两个方面均有一定造诣，所以在教授《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等主要谈战略策略问题的课时，习惯性地较深刻地分析经济原因等客观规律，以知其所以然；在教授客观经济规律经济学课程时，习惯性地联系路线政策的制订等主观如何反映客观规律及其对客观规律的作用。而且习惯运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和分析历史社会政治问题，习惯于到经济史中找寻革命史中所发生的现象，找革命史所发生的历史背景。这样，我意识到中国现代史和现实问题的一切现象，大多和中国近代80年的历史关系至深。
从上面的叙述看，教中国近百年史转教政治理论课多年，表面上脱离了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恰恰为深入了解和研究它，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所以不是走弯路，而是走了捷径。由于理论教学和研究的扩大和深入，才意识到过去所教中国近百年史是政治史，对于经济史、文化思想史等，均不涉及或很少涉及；对政治与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相互关系，都不理解。很多问题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例如，中国近代史上所订不平等条约为什么是那些条款？它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关系如何？资本家为了剥削剩余价值，为了实现商品的价值，必须有市场竞争能力，必须廉价出售其商品，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成为主要形式，所以《江宁条约》等条约才规定开口岸，辟租界，有5％的关税和每两“不过某分”的内地税乃至2.5％的子口半税，《马关条约》等条约才规定在中国内地可以从事工艺制造和其他资本输出条款等等。有了理论武器，总更想重温和专攻中国近代史。1956年终于如愿以偿。从此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始专门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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