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说明了：（1）国家的力量既不能禁洋货不来，就不如用西法办纺织、矿务等民用工业，以分其利，这是明显的与列强在经济上竞争的思想主张；（2）办近代民用工业赚来的钱，“有益厘饷”“养船练兵”，也即用求富以达到强的目的。
求富以达到强的思想，虽在70年代初、中期成熟并付之于实践，但其酝酿却在60年代中期，并已经有一定的展开，如果以清中央提出要大臣议论此事为标志的话，则可以1866年谕令督抚们讨论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威妥玛的《新议略论》为起始。
赫德与威妥玛的两论，总起来看，在要求清王朝进行内政外交的改革以利于列强的侵略权益的同时，亦对清朝政府统治的稳定有利。而论涉及面较广，这里只将有关举办近代民用工商业方面的提议作一叙述。赫德的《局外旁观论》中在这方面有下面一段话：
“……民化而国兴。外国所有之方便，民均可学而得。中国原有之好处，可留而遵。外国之方便者不一而足，如水陆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式样、军火兵法等，均极精妙，国、民两沾其益。愿学者皆能学，故曰民化。中外来往日多而敦好，外无多事之扰，内有学得之益，故曰国兴。”
这段话明显地是要中国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并从举办工商企业中，学习新的科学知识。这样做下去，人民的新的知识水平日益提高，财富日多，国力也日强。这也就是所谓“民化而国兴”。威妥玛的《新议略论》中有类似表述。如说：“各省开设铁道飞线以及五金煤炭各厂开采……各等新法”，这些企业的开设“虽谓于外国有益，实于中国更有益。……中国一取其策，定能保其富平。”威妥玛要比赫德坦率一些，承认“于外国有益”。事实上也确是这样，赫、威的建议，是从资本主义在华的利益考虑是无庸置疑的，但却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
正在大力举办近代军用工业的洋务派对此反映如何呢？总署大臣奕等人说：“借用外国铸钱、造船、军火、兵法各条，亦间有谈言微中之时，……所陈轮车电机等事，虽多窒碍难行，然有为各国处心积虑所必欲力争之事，尤恐将来以保护洋商为词，即由通商口岸而起。”这里说明奕等总理衙门大臣的态度是：对赫德的坚船利炮和铸钱的建议方面，许之为“谈言微中”；对办轮车电机等民用工业方面，表示“多窒碍难行”，但又怕洋人“先发此议论为日后藉端生事地步”。于是提出由清廷谕交沿海各省督抚密议奏复。“奏复”的主要情况如下：
湖广总督官文说：“轮车电机等事，论者不一，其显而易见者，则垄断牟利也；其隐而难窥者，则包藏祸心也。奴才私心窃揣，以为此种举动，无论未必能行，即使能行，其弊亦与轮船等。轮船通行之处，不过江海，其意佥将以轮车辅轮船之不及，而以电机贯彻乎其间，以为天下之利权，尽在乎是。是则洋人之本意，而初非真有他也。”江西巡抚刘坤一说：“铸钱、造船、军火、兵法各事，自可斟酌仿行；轮车电机，益令彼之声息易通，我之隘阻尽失，以中国之贸迁驿传，固无顷此，而地势物力均所不能，断不可从其所请。”闽浙总督左宗棠正筹办造船厂，他除斥责赫德、威妥玛二论为“悖慢之辞，殊堪发指”之外，顺水推舟地说：“轮车机器、造钱机器，皆从造船机器生出，如能造船，则由此推广制作，无所不可。其信线一种，则运思巧而不适于用，安置数十里之远，无人常川监护，则机牙易坏，徒增烦拢，非民间所宜，非官所能强。……此外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观而布适用，则亦玩艺而已。”左氏的中心思想是要实现他的设造船厂的宏伟计划。那时，正值他令德克碑、日意格“以西法传之中土，……选国中工匠与之俱来”减少阻力的大好机会。所以左宗棠说：“现在借新法自强之论，既发之威妥玛、赫德，则我设局开厂，彼虽未与其议，当亦无辞挠止。”左氏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达到建成造船厂目的的意图是可取的，而且造船是介乎军用租民用之间的工业，更是可取。但他对耕织等民用工业未置一词。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蒋益澧则讲得很轻松，他们说：“讲求吏治，宽筹财用，整顿营务，精制器械四大端，此不特外国人威妥玛、赫德能作旁观之议论，固中国人人早知之”，“至于工织器具、寄信电机，不过技艺之末，无关治道。”这个“无关治道”的“技艺之末”的工商业要不要兴办呢？则不置可否。
总起来看，督抚们对赫德、威妥玛的两论中有关内容，对于吏治财政和军火等自强之道，是重视的，并多数表示要身体力行地去做，对于织具电机等民用工商业，有的不表示意见，有的视为“玩艺”、“技艺之末”，有的人虽也予以重视，但办这类企业怕洋人乘机侵利。这种情况表明，清政府大臣们在60年代中期，对于举办“致富”之道的民用工业企业还无切实的认识，更没有把这种“致富”的办法与“自强”联系起来。经过政治、经济等社会实践，以及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到70年代，清政府才把“致富”之道提到实施日程，并与“自强”明确地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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