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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史_夏东元【完结】(89)

  “职道宣怀于光绪八年五月禀奉前署北洋大臣张饬派矿务学生池贞铨,随同赴烟台勘查铅矿,以备制造铅弹而佐军国要需。……黑铅为制造鼓铸所必需,每年采买洋铅为数甚巨,自应及早择地官督商办,以济要需而杜漏巵。……访之土人,皆愿官往开办,以兴地利,以开生计,并以杜洋人觊觎之心。”

  这段话,除上面引文中所提制造、鼓铸、兴利等之外,特别强调了“杜漏巵”、“杜洋人觊觎之心”。这似乎对李鸿章颇有启发,李氏立即毫不含糊地批示道:“现在各省购制枪炮日多,需用铅弹甚巨。黑铅一项若购自外洋,不但价值昂贵,抑且缓急难恃,亟应广筹开采,以扩利源而杜漏巵。”这里将“扩利源”“杜漏巵”作为批文结语,显示了他开金属矿的最高目标。其他地方开采铅矿亦与此类似。例如闽浙总督杨昌濬请在福建开采铅矿说:“营伍用铅不少,皆向外洋购办,如铅矿一开,按例输课,先尽官买,利国利民,莫善于此。”

  铜铅的开采目的,大体说来有:(1)为了军事工业制造子弹之用;(2)抵制洋货入口,即所谓买外洋铜铅“转运艰而价值贵”,“济军需而杜漏巵”;(3)求富,即所谓“广中土之利源,实为筹边裕饷至计”。

  至于开采铁矿及其冶炼,目的虽与铜铅相似,但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除与军事工业相联系之外,在求富、敌洋产,尤其是为民用工业发展提供条件方面更为明显。从其与军事工业相联系这一特点看,例如筹办青谿铁厂的潘露,就是江南制造局的一位道员,委派他筹办铁厂意在将该铁厂生产的钢铁供江南、金陵二制造局之用。云贵总督岑毓英和黔抚潘霨就点明说:“购办机器,即在青谿小江口安设厂局,与金陵、上海之局首尾相通,一气联络。”青谿铁厂的筹办为了军用是很明确的,但其为了民用而敌洋铁更加明显,看其矿务札文可以想见,文中说:

  “近年各省凡洋铁可到之区,铁店均愿购用者,为机器造成方、圆、扁各式,通身匀称,随意拣买,打造机具,不须多用煤火人工耳。中国所出小块熟铁,用之不便,是以滞销。欲收回洋庄生意,与之并驾齐驱,非机器不可。”

  青谿铁厂的使用机器生产适合于民用以与洋铁争市场的意图和愿望,是颇为强烈的。

  1889年开始筹建的湖北汉阳铁厂,上述意图比之青谿铁厂又进了一步。当张之洞还在两广总督任内时即表述其筹办铁矿的开采与冶炼的目的说:

  “窃以今日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举凡武备所资,枪炮、军械、轮船、炮台、火车、电线等项,以及民间日用、农家工作之所需,无一不取资于铁。”

  又说:

  “通商以来,凡华民需用之物,外洋莫不仿造,穷极精巧,充塞土货。彼所需于中国者,向只丝、茶两种,近来外洋皆讲求种茶、养蚕之法,出洋丝、茶渐减,愈不足以相敌。土货日少,漏溢日多,贫弱之患,何所底止!……臣愚以为华民所需外洋之物,必应悉行仿造,虽不尽断来源,亦可渐开风气。洋布、洋米而外,洋铁最为大宗。在我多一分之货,即少漏一分之财,积之日久,强弱之势必有转移于无形者。”

  上面张之洞所讲的两段话的意思,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即军用、民用、敌洋产、塞漏后,转贫弱为富强。求强与求富相统一言尽之矣。

  现在来简述单纯以求富为目的金银矿的开采。李鸿章曾概括金银之利说:“淄川之铅,平度之金,热河之银,……乃天地自然之利,亦须放手为之,任用得人,不求速效,功成利久,当在后日,十年内外,海防用项可略指矣!”这里虽也提到铅,但主要是为筹饷而说的金银矿的开采,没有使用的意思。当然,单纯以求富为目的开采金银矿,就不结合其他的政治任务?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开采黑龙江漠河金矿就有“防边”的任务和用意。这将在下面“漠河金矿”一目中叙述。

  兹选择有代表性的铜、铅、铁、金银矿区分别作一简介。

  二、云南铜矿与平泉铜矿、淄川铅矿

  二、云南铜矿与平泉铜矿、淄川铅矿

  云南东川铜矿 云南铜矿散布很广,而以东川及其周围地区较为集中,开采亦以此处为中心,故这里以叙述东川铜矿为主。云南铜矿的发现和开采已很久远,清雍正初明令将云南铜矿归官办,自乾隆以后,每年拨铜本银100万两,岁运京铜630余万斤,“本省之鼓铸资焉,各省之采买资焉”。咸丰中,太平天国为主流的人民起义之后,滇铜开采停顿近20年。1874年,云南盛产铜的东川、昭通等府县的回民起义被镇压,内地各省人民革命亦己被“肃清”。滇省产铜各厂可以恢复开采,内地的运输也无阻碍。于是滇抚岑毓英在“云南近日要务莫急于练军,而练军莫先于筹饷”,铜政“于军需有济”的思想指导下,请于户部先后拨铜本银200万两,于1875年由官府恢复试办。然而试办10年,运办京铜总数只有500万斤,尚不及原来常年一年之额。在10年中,云贵督抚等人虽亦雇洋匠、买机器,以西法补中法之未备,然疑虑重重,经营未能奏效。这是什么缘故?当时有的人说是“漫无章程”,有的说是运输中弊端甚多。督办该矿务的唐炯在叙述此事说:由于“亏欠公款复多,后来巡抚改归地方官,既又委道员督办,弊益多,亏欠益巨。”云贵总督岑毓英于1883年也说到“地方官办理弊多”的话,并提出改为“官商并办”的主张。何以官办弊多?《益闻录》对此概括得较好:“由官场开办,费用浩繁,往往所得不敷所费。”改为商办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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