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说得对，”当地的局长沉思着说，“反正最好还是快一点。”
剩下的半天，塔什科夫在市里转悠。他不时在街心花园的阅报橱窗前停下来，想看看报纸。亚历山大不通乌克兰语，但是多多少少还是能懂一点。透过半懂不懂的字里行间，吃力地连猜测带琢磨，他发觉弄懂大概意思是完全可以的。于是开始更加用心地研究起当地的报纸来。终于，他找到了他想要找的东西：一篇有关慈善基金会的文章《CACTлиBEдиTиHcTBO》，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幸福的童年》。在这篇文章里有基金会的地址和它的结算账号。
基金会位于伊万·弗朗哥街一幢舒适的小别墅里。塔什科夫做好了苦口婆心持久耐心地说服基金会董事长的准备，但是，令他惊讶的是，事情轻而易举速战速决地办成了。在基金会里他没有碰到一个男性，简直是进入了女儿国，她们一般不具备特有的“坚持不松口”的保护心理。她们全都说乌克兰语，但塔什科夫听得懂她们的意思。
基金会董事长也是一位女性，她的脸让塔什科夫觉得似曾相识。他分明清楚地记得，以前见过这两条描在略微上吊的猫眼上面的眉毛，这梳得平整光洁的头发，涂得很好看的丰满的嘴唇。莫非碰见熟人了？这样可就喜出望外顺风顺水了。
“我觉得好像同您在哪里见过面，”他尽可能笑着套近乎说，“您不记得我了？”
“您弄错了。”基金会董事长严肃地回答。
“但是您让我觉得面熟。”
“一点也不奇怪，”她淡淡地笑着说，“不过我很高兴人们仍然还能认出我，虽然我已经很长时间不拍戏了。”
不拍戏了。真要命，原来她就是让娜·多罗申科，一位著名演员，曾在一部历史题材的电视系列片中大放异彩。
“没想到在这里看见您，”塔什科夫承认，“如果有人告诉我，说让娜·多罗申科在从事慈善活动，我会马上想到您创立了基金会赞助演员、剧院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
“可是我赞助的不是演员也不是剧院，而是些无依无靠的孩子。您不应该对此大惊小怪。许多人从电视上知道我是一个演员，然而要知道我一辈子都是在儿童剧院工作，就在这里，在里沃夫。我们经常为孤儿、为保育院和寄宿学校的孩子、为残疾儿童义务演出。所以对于这些不幸儿童的孤苦，”她凄苦地笑了一下，“我非常熟悉。然而这类义演变得越来越少，邀请我们去医院或者保育院演出的也越来越少。我扪心自问：难道在我们的社会上，无依无靠的孩子在减少吗？难道没有需要我们的艺术却又买不起戏票的孩子了？答案您自己可以想见。实际上，这种孩子依旧很多，只不过突然没有人关心他们罢了。国家拿不出钱来管他们，这就是根源。不过这也是多愁善感。请问，您有何见教？”
“我想找您谈一谈喀尔巴阡山区科索夫附近的那所保育院。”
“我知道，”多罗申科点点头，“有这么一所保育院，确切地说是有过。孩子们都分别安置到别的地方去了。要知道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当地的村民、教员、医生、炊事员、清洁工以及其他勤杂人员等等。我不知道他们现在都靠什么生活，那里没有任何生产，没有地方挣钱。他们出售自己园子里的水果，还进行走私，好在紧靠边界，关于保育院您想说什么？”
“我完全赞同您的担忧，”塔什科夫十分认真地说，“我想做点事情让保育院恢复起来。”
“您怎么会提出这个建议来？”多罗申科好看的眉毛向上挑起来，“仅仅是一片热心？”
“不完全是。让我来解释，校舍出租三年，三年租期只过去了一年。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赎回校舍。”
“什么叫赎回？您自己说的，它的租期是三年。这就是说，签订了契约，在三年期满之前契约不可以解除。”
“可以的，让娜·彼得罗芙娜，任何契约都可以解除。另一件事情是，提出前解约需要支付一大笔赔偿金。但这是钱的问题，而不是可能性的问题。”
“基金会拿不出这样一笔钱来，”多罗申科叹了一口气，“很遗憾，我们很穷，当然，尽管想要有所作为。所以，唉，您的想法不现实。”
“钱有，足够支付赔偿金。不仅如此，甚至还够投资兴办赢利企业，挣回可观的收入，保证孩子们的生活费并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
“哪来这么多钱？来路正当吗？”
“这是我私人的钱。”
“您是后台老板？地下百万富翁？”
“怎么会呢，让娜·彼得罗芙娜，我根本不是黑道人物，我是个最平常的俄罗斯百万富翁。我的钱绝对是清白的，我可以向您报告我的每一个卢布的来历。假如您对此感兴趣，请听我解释：这是我很早以前得到的一笔遗产，这些年来我坚守不花它一个戈比的信条，一次也没有动用过。不过我一直在使它增值。您大概听说过一位叫米哈伊尔·鲍加托夫的作家吧？”
“当然，”多罗申科耸耸肩，“他是苏联文学的经典作家，我们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学过他的作品。几乎所有这些作品都被拍成了电影。顺便说说，我甚至还在乌克兰电视台播放的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两部电影中演过角色。为什么您回想起鲍加托夫？他早就去世了。好像是死于意外事故，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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