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我弄错了——走错了房间。”
但是如果住在13号房间里的竟然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里尔登，那么一等他开门，他就准备向他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
“你他妈的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到处跟着我？”
对，这样做可能会成功。里尔登没有证据是不敢指控他什么的。如果已经掌握了证据，那么他，布兰森，现在就已经被逮捕了。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认为可以拘捕他，这一事实使他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即使只是暂时的有利地位。
他带着突然下定的决心离开了自己的房间，匆匆地顺着走廊走到13号房间，敲了敲门。他已下定决心准备大闹—场，如果出现的是那张熟悉的面孔。他又敲了敲门，敲得更响，更不耐烦了。没有回音。他把耳朵凑在钥匙孔前，听不到任何声音。
他敲得时间更长些，声音也更响些。没有声音。房间里没有人。他试试门上的把手，可运气不佳，门仍旧关得严严的。
走廊转弯处传来了脚步声。布兰森赶忙奔回自己的房间，把自己的房门虚掩着，他从隙缝向外张望。一个身材矮胖、挺着大肚子的人噔噔噔地走过13号房间，然后继续往前走。布兰森把门关上并锁好。他坐在床上，凝视着他的手提箱，苦思冥想。
最后，他把一张椅子摆在门的把手下面，作为附加的措施，然后爬上床去。上床前他又向窗外看了许久，没有发现有人监视的迹象。
这一晚上他根本没有好好休息。他惦念多萝西和两个孩子，头脑中想象他们现在在作什么，以及要到什么时候他才能再见到他们。他就这样处于警觉和半清醒的状态躺了几个小时，渐渐消失在一连串荒诞的梦中，但一丁点儿声音就会使他完全醒过来。到天亮的时候，他感到眼睛有点儿肿胀，情绪颇为低落。
早上8时30分，报社一开门他就到了那里。回到旅馆后，他把一大卷过期的报纸扔在房间里，然后下去用早餐。有十来个人在那里聊天和吃早餐。
这些人他一个也不认识。他想，这一伙人的名字都有可能叫里尔登。
吃过早饭后，他匆匆上楼，一份一份地在报纸中找着。这些报纸几乎追溯到一年之前。没有一份提及他的罪行。一份也没有。出于警方自己知道的最好的理由，他们可能把这项消息压着——但似乎没法相信他们竟会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把消息封锁得那么严密。
他依旧觉得他必须用这种或那种方法了解情况。但是他只想到一种有把握和确定性的获得基本事实的方法。这是一着险棋，如果他有勇气去下的话。这就等于把他的脑袋往狮子的嘴里塞。他可以大胆地和直率地到警察局去打听那件事！
如果他使用一个假名字，并且编出一个合适的故事来使他的好奇心变得颇有道理，他会不会侥幸成功呢？把自己说成是—个专门写侦破疑案的作家，并请他们协助提供有关阿琳·拉法奇的材料，这个主意怎么样？天哪，太过份了！他可以想象出警察的反应。
“嗨，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报纸上还没有登过哪！你怎么会知道被害人的姓名的？我们自己还没有认出她来呢！先生，看来你知道的事太多了，这对你是不利的。只有一个人才能知道那么多——做这件事的那个人！”
然后，他们会把他作为一个主要的嫌疑犯拘留起来，最终会发现他的真实身分，这样等于羊入虎口。这太危险了，也太愚蠢了。到电话亭去给他们挂个电话怎么样？这倒是个好主意。他们可不能通过一英里的电话线把人抓起来，尽管他们很想这样做。如果他聪明些，不把电话挂得过长，不给他们以有利的机会，他们也将设法追踪他的电话而把他抓起来的。
生活真是活受罪。他想。
公共汽车站旁边的电话亭将是最好的场所。一个极妙的策略是查看一下那里的时间表，然后就在有两辆或三辆公共汽车预定开出的时间以前给他们挂电话。如果警察全速赶来，一心想抓住在场的任何可疑的人，他们或许会情不自禁地得出错误的结论，然后飞也似的赶到镇外去追赶那些公共汽车，而这时候他已在旅馆里反复思考他的下一步行动了。
好吧，他将试上一试，如果运气好的话，他将促使他们在电话中泄漏一些重要的情况。譬如说，如果他问警长：他是否需要一些有关在树下发现骨头的那起案件的线索，而如果那个警长显示出兴趣、或是向他提出反问、或是企图不让挂电话的人挂断，那就证明了骨头已被发现这一残酷的现实，以及当局确是在开展工作这一事实。
决定这样做后，他认为没有理由再拖延了。他走出房间，转过身子，顺着铺了地毯的走廊迅速地走着。他走到13号房间的门口时，正好房门打开，里尔登从里面走出来。
里尔登没有流露出一丝惊奇的神气，说道：“啊，真想不到会碰到——”
他没有再说下去。布兰森猛的一拳正好打在他的牙齿上，这猛烈的一拳是由恐惧和愤怒混合在一起而产生的。里尔登跌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布兰森充满了极端的绝望，向他扑上去，又打了他一拳。这一次是打在下巴上。这一拳打得既重又准，它本来可以把比对方更大更重的人击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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