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大猫，”莫顿说，“我想知道，在它自己的太阳消失之后，它看到我们出现在它前面的那一刻，它是怎么想的。由于对抗加速器一无所知，它不会知道我们在宇宙中暂作停留，而它则要化三个多小时来减速。同时，它将被拖离它要去的地方越来越远。它不能停下来弄明白我们以每秒几百万英里的速度飞速超越它。当然，它一旦离开了我们这艘飞船，它就没机会发现这一点，在它看来整个世界好像颠倒了。”
“别那么同情它，”他听到肯特在他身后说，“我们现在有事做了——去杀死悲惨世界里的每一个大猫。”
高立德轻柔地自言自语道：“这将会很简单。它们仅仅是原始动物；我们只要坐下来，它们会狡猾地向我们走来，企图欺骗我们。”
史密斯插进来说：“你们这些人让我恶心！那大猫是我们曾对付的最厉害的野兽。它拥有打败我们的一切——”
当高立德温和地插进来时，莫顿微笑着。肯特说：“我亲爱的史密特，除了它具有它们那类动物的生物应激性外，确实如此。当我们根据它处于它们文明的某一个时代，就准确无误地分析出它是一个罪犯时，它的失败早已预见了。”
“是历史，尊敬的史密斯先生，是我们的历史知识打败了它。”那个日本考古学家说着，它又恢复了日本民族的古老的谦恭。
（楼薇宁 译）
新星呈现
到１９３９年，已涌现了大量的科幻作品；这些作品形成了后来被大家所称的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云集了众多的科幻作家，包括德·坎普、莱斯特·德尔雷伊、埃里克·弗兰克、拉塞尔、阿尔弗雷德·贝斯特和Ｌ·罗思·哈伯特。老一辈的作家，如默里·莱恩斯特、杰克·威廉森和克利福德·西马克正在探索新的写作方向。最重要的是坎贝尔的《惊奇》杂志，吸引了一批理解坎贝尔思想的新作家，共同为开辟科幻小说的新天地贡献无穷的精力和智慧。
坎贝尔为科幻写作指明了方向，给了科幻作家勇气，乃至鞭策，但他需要的是那种能开拓想象新天地的作家。他需要新星，而且新星也确实出现了。他们出现在１９３９年那至关重要的夏季。
西奥多·斯特金的第一篇小说《呼吸以太的人》发表在９月号的《惊奇》杂志上。斯特金后来成了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体家；‘他显示了处理诗意的想象的才能和对语言的感觉。罗伯特·海因莱恩的第一篇小说《生命线》发表在８月号的《惊奇》上。海因莱恩对科幻小说的发展方向和哲学思想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最终使他能与坎贝尔齐名。范沃格特的《超级杀手》发表在７月号的《惊奇》上；在同一期上，也刊登了哥伦比亚大学一位２０岁大学生的第三篇小说。
这篇小说题名为《时尚》，作者是艾萨克·阿西莫夫（１９２０－１９９２）。他的第一篇小说《逐离灶神星》发表在１９３９年３月号《惊异》杂志上；第二篇作品《致命武器》发表在５月号《惊异》上。但阿西莫夫是坎贝尔式的作家。第一篇小说成稿后，他手持手稿去见坎贝尔。但后者不仅退回了他的这第一篇作品，还退回了以后的几篇稿子，阿西莫夫就只得另寻杂志发表。
在这位“手持没有希望发表的作品……又如饥似渴的年轻人身上”，坎贝尔看出了他的写作能力，也许还有写作的决心和从事艰苦工作的毅力；此外，这位年轻人对伤感和传奇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对各种现象以及人们对未来事件的反应有着深沉的思考；这些坎贝尔也都看到了。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阿西莫夫在其写作天赋尚未完全成熟时就立即发表作品。这也许是因为他还年轻。范沃格特第一篇作品发表时已２７岁；而海因莱恩发表第一篇小说则已是３２岁了。
１９４１年发表在《惊奇》４月号上的《推理》，标志着阿西莫夫的写作技巧日趋娴熟，写作生涯也走上了正轨。《推理》是他机器人系列小说的第二篇（后收集在１９５０年出版的《我，机器人》和１９６４年出版的《其他机器人的故事》中。阿氏著名的机器人三法则虽然是后来才正式形成，但在《推理》这篇小说中已初见端倪。他后来的许多作品就是机器人三法则相互冲突的产物。阿西莫夫早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人类对异种智慧的传统的恐惧和对经济竞争的更为理性的恐惧，但他的作品中排除了对禁忌和被创造物对创造者的非理性的恐惧。
坎贝尔对现在和将来问题的现实主义态度，产生了第一批信徒。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法则使“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成了“古董”；从此，这类形象只能在幻想小说或令人憎恶的魔怪电影中出现，而《２００１年：遨游宇宙》中的哈尔这一人物的怀旧感情也就显得令人奇怪了。阿西莫夫的处理手法则是非虔诚的和反偶像崇拜的。《日暮》就是这一处理手法的成果。
坎贝尔用爱默生的话来启发阿西莫夫，这句话成了《日暮》这篇小说的引语。坎贝尔和阿西莫夫对爱默生诗意的想象提出了挑战。他们以科学的诗意替代了信仰的诗意。不容怀疑的真理尽管是严酷的，但有其自身的美感；星星这一现实会使人们发疯，但他们是在３万个太阳的光辉照耀下发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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