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的楼顶是一个移动天桥。
他无法向上爬，因为脚没有着落点。他使不上劲。天桥正在向另一座楼滑去，那座楼的高度大致相同。只要他坚持住，就可以攀到那座楼。
那幢大楼的窗户不一样。设计这些窗户不是让人打开的，当今烟雾腾腾，搞空调的房子窗户也打不开，但是窗户有凸出的边框。也许窗玻璃可以打破。
也许窗玻璃打不破。
吊着的胳膊发酸发疼，松开手挺容易……不。他没有犯该死的罪。他不死。
二十世纪的几十年里，废除死刑的运动继续以愈来愈猛烈的势头展开。运动的成员组织松散，遍及国际，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在他们所能到达的每一个国度里用监禁和复职取代死刑。他们争辩说，以命抵罪未能给罪人吸取任何教训，对于那些可能犯相同罪行的人也起不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人死不能复生，而无辜的人一旦随后被证明是清白的，还可以得到释放。他们说，杀掉一个人并没有什么好处，除非是为社会报仇雪恨。他们说，报仇雪恨是与开明社会不相称的做法。
也许他们说得对。
１９４０年卡尔·兰斯坦纳和亚力山大·Ｓ·威纳发表了关于血液中存在着罗猴因子的报告。
到了本世纪中叶，多数被判有罪的杀人犯改判为终身监禁或者更轻的刑罚。许多人刑满以后返回社会，有些人“恢复原职”，有些人则不然。有些州通过了对绑架罪犯执行死刑的法律条文，但是很难说服陪审团实旋这一法律。同样，谋杀罪也是如此。一个男人因夜间入室盗窃在加拿大受通缉，又因杀人在加利福尼亚受通缉，他坚决反对引渡到加拿大，因为在加利福尼亚被判有罪的可能性较小。许多州已经废除了死刑。法国没有任何死刑。
罪犯恢复原职是心理科学和心理艺术的一个主要目标。
但是——
血库遍及世界各地。
患肾脏病的男男女女早就移植同卵双胞胎的肾脏而得救。但是并非所有肾病患者都有同卵双胞胎兄弟姐妹。巴黎一个医生应用近亲移植手术，对不相容性作出高达一百条分类，以便预先判断移植的成功率有多大。 ‘
眼睛移植手术已经很普遍。眼睛捐献人可以等到他去世以后挽救他人的视力。
人的骨头历来可以移植，只要首先清除骨头的有机物。
本世纪中叶的情况就是如此。
到了１９９０年，医学界已经能够在任何一段适度时间里储存人的任何一种器官。借助激光这种“无限薄的解剖刀”，移植已经成为常规手术。垂危的人往往留下遗嘱，把自己的遗体献给器官存储库。殡仪馆无法阻止这种事。然而死人捐献的器官未必都有用。
１９９３年佛蒙特州通过了第一份器官存储库的法律。佛蒙特历来有死刑。如今被判死刑的人知道他的死可以拯救他人的生命。死刑没有任何好处的说法再也站不住脚了，至少在佛蒙特讲不通了。
此后，这一情况扩展到加利福尼亚，华盛顿、乔治亚，一直扩展到巴基斯坦、英国、瑞典、法国、罗得西亚……
天桥以每小时十英里的速度移动着。下面，迟迟下班的行人和刚开始上班的夜猫子都没有注意到他，刘易斯·诺尔斯吊在移动着的天桥上，望着壁架在他晃荡的脚下退开去。壁架不足二英尺宽，在他紧张兮兮的脚丫子下面足有四英尺。
他落下来。
他的脚一落到窗沿，他马上抓住窗扉。过了好长一阵子他又正常呼吸了。
他无法知道这是一幢什么大楼，然而楼房里面有人。深夜二十一点整，所有窗户都灯火通明。他尽力避开灯光，往里头窥探着。
窗里是一间办公室。空无一人。
他需要一点东西把手包扎起来以便砸破窗子。但是他只穿着一双软鞋垫和一件囚衣。得，他破天荒第一遭突发奇想。他脱下囚衣，把手包扎起来，动手砸窗子。
他差点砸破自己的手。
喏……监狱让他留下自己的珠宝、手表和钻石戒指。他用戒指在玻璃上划了一个圆圈，使劲推，又用另一只手敲打。幸好遇到玻璃；倘若遇到塑料，他就注定完蛋啦。玻璃啪一声断裂，露出一个近乎完美的正圆。
他不得不干了六次，那个洞才大得可以钻过。
他笑眯眯进入里面，手里还拿着囚衣；现在他所需要的就是一部电梯。倘若警察在街上碰见他穿着囚衣，定会马上逮住他。要是姻衣藏在这里，他就安全了。谁会怀疑一个持有许可证的裸体主义者呢？
可惜他没有许可证，也没有裸体主义者的袋形肩章好放许可证。
也没有刮胡子。
糟透了。从来没有一个裸体主义者像他那样须发蓬松的。不只是夜里长出来的微微一层胡须，可以说是满脸一大把胡子。到哪儿可以弄到一把剃须刀呢？
他打开办公桌抽屉找找看。许多商人有备用剃须刀。他中途停了下来。不是因为他找到了剃须刀，而是因为他现在知道自己在哪儿了。看看办公桌上的文件便一目了然。
一家医院。
他仍然抓着囚衣。他把囚衣扔进废纸篓里，用废纸把它盖好，一屁股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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