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根源全在于器官存储库。有了好医生，有了器官存储库里源源不断的材料，任何一个纳税人都可以希望活到万寿无疆。哪个投票人会投票反对永生呢？死刑将使他永生，他将投票赞成大大小小的罪犯都应判处死刑。
刘·诺尔斯已经作出了回击。
“情况说明，上述沃伦·刘易斯·诺尔斯，在两年时间里，故意开车闯红灯达六次之多。在同一时期，该犯沃伦·诺尔斯违反本地车速限制不下十次，其中一次超速达每小时十五英里之多。他从来没有一次好表现。我们将出示他被指控酒后开车在２０８２年被捕的记录，指控不成立只是因为——”
“异议！”
“支持异议。如果指控不成立，律师，本法庭必须认定他无罪。”
（郑秀玉 译）
硬科学与软人们
科学幻想小说的魅力之一是在它的领域里一切都可能发生：既然无限和永恒掌握在作家手中，什么都可能被发现，什么都可能实现，什么都可能发生。这不同于纯幻想小说。科幻小说里的可能性经过理性的思索——无论多么异想天开，一切事件都发生在日常经验的宇宙里。纯幻想小说要求读者姑且相信确有其事；科幻小说则说服读者去相信。
一方面是宇宙飞船载着乘客以比光速更大的速度飞向人马座，另一方面是巫婆骑在扫帚把上借着咒语的魔力飞向布罗肯，二者在读者的心目中是迥然不同的，尽管就目前科学所能作出的判断而言，二者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区别并不是因为科幻作家对故事的情节悄悄说了一些毫无意义的神秘咒语，而是因为故事本身要求读者以一种现实感来阅读。
阿瑟·Ｃ·克拉克创立了一条定律概括未来可能出现而至今未知的奇迹：“十足先进的科学与魔法是难以区分的，”他说。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只要想一想这个定律就会认识到这种说法的基本真实性；对于生活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任何人来说，现代技术就像魔法一样。如果科幻小说不想陷入目光短浅的可怜地步，那么它必须设想未来的发展，这些发展对于当代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如同飞机、电视和电灯对于儒略·凯撒或莎士比亚一样难以理解。
无限和永恒还解放了科幻小说的想象力；尽管科幻小说的想象可能难以理解，但是它们不是纯幻想，而是富有智慧的理念。从宇宙的产生到灭亡，从探索自然界最神秘的秘密到假定对人类经验来说具有独特含义的技术进步，科幻小说作家所要想象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杜撰成为一篇科幻小说。科幻小说必须以现实为依据，这一事实与其说是一种限制，不如说是一种策略。作家想要让读者去感受还是去思考呢？
然而这样的二分法，其理论意义大于现实意义。科幻小说应当触动理智，有几分冷酷无情或者有几分不近人性，但是由智力理解引发的感情可能像内分泌腺分泌的激素引发的原始本能的感情一样深刻而且更具“人性”。归纳法虽然对分类有用，但是倘若归纳法意味着超自然现象以外的一切都可以归入这一类那一类事物的话，那么归纳法基本上是错误的。因此，把科幻作家划分为新浪潮和旧浪潮、划分为文学艺术家和科学雇佣文人，同样基本上也是错误的。
事实上，新浪潮作家往往根据猜测创作他们的小说，而旧浪潮作家往往靠技巧和内心感受描写人类的经验。波尔．安德森（１９２６－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１９４８年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物理专业，毕业后马上开始他的写作生涯，至今从未动摇过。他的第一篇小说《明天的孩子》是与Ｆ·Ｎ·沃尔德洛普合写的，发表于１９４７年，当时他还是在校生。自那时起他已经写了五十多本书，包括历史小说和主流小说、侦探小说、少年读物、非小说作品和数百篇较短的作品。
安德森在人们心目中首先是一个硬科学作家，他跟哈尔·克里门特一样在杜撰外星世界方面情有独钟。他早期的小说对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十分关注，偶尔在故事中穿插些冒险和幻想情节以便使文体丰富多采。他的创作方法属现实主义，风格是直截了当的。十年之内，他成了１９５９年世界科幻小说年会的嘉宾，十二年以后担任科幻作家协会的主席。
他最出名的早期作品包括《罪恶昭彰的坏蛋》、《助人之手》、《去势的男人》和《大雨》。他的早期长篇小说包括《脑波》（１９５４）、《断剑》（１９５４）、《无报答的星球》（１９５６）、《僚机之战》（１９５８）、《木卫三的雪》（１９５８）、《敌对的星球》（１９５８）、《两个世界的战争》（１９５９）、《严正的讨伐》（１９６０）、《三颗心和三头狮子》（１９６１）、《无限轨道》（１９６３）和《盾牌》（１９６３）。他较近期的长篇小说包括《星狐》（１９６５）、《撒旦的世界》（１９６９）、《Ｔ形座标原点》（１９７０）、《世界旁边的人》（１９７１）和《默克海姆》（１９７７）。
他已经塑造了几组人物（还创作出一部海因莱恩式的未来史）：描写了商人尼古拉斯·范·理金和波利索特尼克同盟，描写了多米尼克·弗兰德里和一个银河帝国的衰败，而且跟戈顿．迪克森合作，描写了一种外观像熊的智能生物所组成的种族，称为“霍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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