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完了。艾恩无表情地环顾四周，等待着回答问题，然后便走下过道。等他到达门口时，人们蜂拥着追上他。他转过身来，很不愉快地说，“是的，当然这是十分错误的。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们都犯了错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一小时后他们发现他预定了一张途经西奈的卡拉奇机票，已经离开了。
安全人员在香港追上了他。此时他看上去病得十分厉害。他顺从地跟他们走了。他们经过夏威夷返回美国。
缉拿他的安全人员都是一些彬彬有礼的人；他们看见他很温顺，也就没有难为他。他身上没有武器或毒品一类的东西。他们在大阪时去掉他的手铐，让他散散步和喂喂鸟，‘很有兴趣地听他描述棕色矶鹞的迁徙路线。他声音沙哑。这时候，人们缉拿他唯一考虑的是安全问题。根本不存在一个女人的问题了。
在到夏威夷的路上他一路打着瞌睡，不过当海岛出现时，他紧贴着玻璃窗，开始喃喃低语。在他身后的安全人员立刻发觉可能有一个女人在那里，于是打开了录音机：
“……蓝色，蓝色和绿色，直到你看见伤口。噢，我的姑娘，我的美人，你不会死的。我不让你死。我告诉你，姑娘，事情已经结束了……性感的眼睛，请看着我，让我看见你现在还活着！伟大的女皇，我的心肝，我的姑娘，我救活了你吗？……噢，真可怕，混沌世界的孩子，穿着绿色的裙袍，在蓝色和金色的光照耀下……一个抛出的旋转的生活之球在空中……我拯救了你吗？”
到最后一段旅途时，他明显已经失去了理智。
“她可能欺骗了我，你知道，”他对政府人员说，仿佛在透露一个机密，“你们当然也要对此有所准备。我了解她！”他神秘兮兮地格格笑道，“她可不简单，会把你的心剜出来——”
过了旧金山后他高兴起来了，“水獭会回到那里的，你们不明白吗？我能肯定这一点。那条路堤不会长久，那里将会重新出现一个海湾。”
在汉密尔顿空军机场他们把他放上了担架。飞机起飞后他很快失去了知觉。在昏迷之前，他仍坚持要把最后一点鸟食撒向田野。
“你们知道，鸟类是热血动物，”他诚恳地向把他铐在担架上的特工说。接着艾恩微笑着陷入了迟钝状态。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天里，他基本上停留在这个状态中。当然到那时候，没有人会真的在乎。
两个政府人员在完成了对鸟食和清喉喷雾剂的化学分析后，很快就死亡了。在肯尼迪机场的女人才刚刚开始觉得不对劲。
他们放在他床上的录音机一直工作着，可是如果有人把它回放一下，录下来的不过是一些含糊不清的呓语，“嘉伊娅·格罗里亚特里克”，他低吟着，“嘉伊娅姑娘，女皇……”他时而得意万分，时而痛苦之极，“我们的生命，你们的死亡！”他叫喊道，“我们的死亡也就是你们的死亡，没有必要那样，没有必要！”
在另一些时候他在愤愤不平，“你对恐龙做了些什么？”他质问道，“它们惹你了吗？你把它们怎么啦？无情。你太无情了！这次你也到头了，我的姑娘，”他咆哮道。接着他哭了，抚摸着床单，抽泣着。
只是到最后，他口干舌燥地躺在污秽中时，他的说话突然连贯起来了。他以一个夏日野餐爱好者的轻松明亮的声音愉快地对着录音机发问：
“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熊吗？它们有那么多……奇怪它们却不再来了。你尽力拯救过它们吗，姑娘？”
接着，他的完全嘶哑的喉咙发出一阵格格声，过了一会，死了。
（白锡嘉 译）
激进的敏感性
新浪潮科幻小说之所以摆脱坎贝尔传统，不仅由于主题和写作技巧迥异，而且因为前者对人类、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人类的政治布局持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反应，例如共产党人在中国上台执政，苏联上升为超级核大国和太空探索的老大哥，苏军镇压匈牙利暴乱，纳赛尔将苏伊听运河收归国有，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美国的民权之争以及世界性的校园骚乱。罗伯特·西尔弗伯格在为加德纳·多索伊斯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作序时提及部分这种改变了的态度，称之为“６０年代激进的敏感性和这样一种意识，即从内心较深处去观察，美国２０世纪的生活不见得就像电视、郊区居民、大众宣传媒介、官场人听眼中所见的那么好得一塌糊涂”。
多索伊斯（１９４７－ ）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撒冷镇，目前居住在费城。他在６０年代十几岁的时候就崭露头角，第一篇故事《愚蠢的人》发表于１９６６年９月号的《假如》杂志。其后，他在军队中服役三年，赴德国纽伦堡担任随军记者。１９６９年退役后重操笔墨生涯。他专职投入写作，表现出非凡的信心和勇气。这意味着几年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只能打些零工，例如为几家科幻杂志和出版商校阅初样。他也编辑了几部科幻故事集，１９７６年接管《年度最佳科幻故事集》的编辑工作，该书由达顿出版公司出版。１９８６年，多索伊斯接任《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杂志》主编，经常获雨果最佳编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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