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向赞了几句之后，话头一转：“但这条轨道尽管贯通河北，可河北商货往来的数量，远远比不上襄汉漕运。最后朝廷能得到的收入，不能以方城轨道为凭据。”
韩冈不置可否，只是天子视线投过来的时候，头微不可察地上下动了动。不是同意，只是在朝堂上做个优秀的壁花。
顺畅的交通，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要致富，先修路，这句话千年之后小孩子都知道。不过这一点，就不是现在的朝臣所能理解。不是他们才智不够，而是他们本身的局限性。
天下财富自有定数，不在此，便在彼。朝廷开源，就是与民争利——这是司马光的观点。
如果是在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而且是和平了一百多年的社会，司马光的观点是没有错的。值得商榷的，也就是对“民”的定义而已。
“而且轨道几近千里，一车商货自真定运来京城，在河北为止，途中所历州县有真定的栾城、元氏，赵州的高邑、柏乡、临城，邢州的内丘、龙冈、沙河，洺州的永年，磁州的邯郸、滏阳，相州的安阳、汤阴，安利军的黎阳。”薛向扳着手指一个县一个县地数着，显示了他对河北地理了如指掌，“沿途十四县，过税两成八，轨道上车马不能久停，试问过税如何收取？”
赵顼立刻将视线投向韩冈，韩冈还没有动作，就听到薛向自问自答：“以臣愚见，可视沿途所历州县数量，在装车前收取，定好契约关防，至卸载处查验便是。免去了税卡中小吏的刁难，朝廷税入不减，而商人更得其便，如此必有更多商人选择轨道……唯一可虑的，就只是州县中必会有所怨言。”
赵顼摇头，朝廷能直接掌控收入越多，对地方的控制力也就越大，这个目标是开国以来，几代天子就一直在努力的：“此事无妨。”
“另一方面，河北商事不如江南，一是由于民风，北人敦厚朴实，难习商事，另一个，则是缺乏南方水运的便利，运费太过高昂，使得商人无利可图。于河北兴修轨道，商货往来转运便利，必然是商事大兴，与国家财计自有一份补益。”
从薛向开始数着轨道沿途州县开始，韩冈就惊讶地盯住了他。能这般熟悉河北地理，要么就是他对河北官道如掌上观纹，要么就是对今天的入对有了预判，事先下了功夫。
这已经让韩冈有几分惊讶和佩服了，直到听到最后一段，韩冈才发现自己还是小瞧了此人。
第四十六章 了无旧客伴清谈（一）
司马光认为天下财富自有定数，薛向的观点可比司马光的观点进步多了。
大宋内部和平百年，边患真要细论起来只能算是癣癞之疾，但人口已经快要达到土地允许的极限，而田地的增长也快要到了极限，工商业至今还仅仅是补充。这样的社会，其每年生产出来的财富基本上就是一条略微向上的直线，而且绝大部分的增长还都被同样增加的人口所抵消，甚至由于人口增长的幅度更大，人均收入都在隐隐地下降之中。
尽管此时工商业发达，但从朝廷税赋的构成上来说，依然是彻头彻尾的农业社会。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就仅仅是萌芽而已。
王安石隐约看到了这一点，可他由于本身的局限性，所创诸多新法，除了农田水利法以外，其他有关财计的政策，便民贷、均输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从本质上说，无一不是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从士绅阶层手中，将他们过往攥在手中的收入收归国有。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而司马光和王安石所争的，就是这份收入，是应该给国家多一点，还是留给士绅阶层多一点。
至于升斗小民、愚民黔首、百姓、庶民，也就是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在新旧两党的交锋中，从来都是拿出来的幌子而已。
无论是变法前、还是变法后，他们的收入并没有多少区别。免役法，让五等户也要交免行钱，不比过去，做衙前做到倾家荡产的，都是三等户以上的富户。但便民贷，则让底层的自耕农少了一份盘剥，多了一分保住土地的希望——地方大户可以将欠债的自耕农的土地收来抵债，而地方官一般是不敢大规模这么做，闹出乱子，他们少不了被弹劾被治罪——一出一入，差不多就抵消了。
相对于朝廷的政策而言，还是雨水多寡对于百姓们的生活水平影响还要更大一点。
元丰元年是赵顼即位以来难得的丰年，由于税赋的数额大体上是固定的，朝廷的财政收入没有太大的变化，相对的，百姓们留在手上的钱粮自然要比前些年多了一些。
为了弥补熙宁后期的连年灾害对各地常平仓的消耗，今年各路都是敞开收粮，同时也就保证了粮食出售价格的稳定，没有出现丰年谷贱伤农的情况。
可若是遇到灾年，则还是少不了朝廷的赈济，不论是变法前还是变法后，平民百姓都没有能靠自己的积蓄渡过难关的能力。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着眼在财富的分配上，而薛向却能想得到如何增加财富——并不仅仅局限在农业上——这是分蛋糕和做蛋糕的区别。
物流的畅通，自然能带来商业的兴盛，并必然会促进工业的发展，这是韩冈最想看到的变化。但并不是所有朝臣都喜欢薛向的说法，农为国本、商兴害农的思想，在士人心目中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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