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当公事拿了韩冈的批文连忙就退了出去。
韩冈盯着他的背后冷哼了一声，群牧司里的官吏惯会靠山吃山，上百万贯的年均投入、上百万亩的牧监土地，出产的战马连一个马军指挥都配不齐。王安石逼得没办法，才去另起炉灶行保马法。如果真以律法来定罪，这些官吏全杀了或许有冤枉的，隔一个杀一个，肯定有漏网的。
方才此人要真是忠心投靠自己，肯定还会多劝两句，而不是被吓了一下后，就闭嘴不再多言，说不定私底下还要发狠看自己的笑话。
看到环庆路得马如此轻易，过上一段日子，肯定就有其他几路伸手过来要马。这件事也不难预测，谁要是以为他没办法处置，就实在太小瞧他韩玉昆了。
既然韩缜现在忙着枢密院中的差事，群牧司暂时由自己负责，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得好好整一整。虽不说控制在手里，但也要做到说话算话才是。
而且韩冈静极思动，闲在家中读三苏父子的史论，实在是没什么意思。而儒学上的水平，也不是坐在家中死读书能培养出来的。
想到三苏的史论，韩冈便想起了倒霉的苏轼。仇家李定任了御史中丞，被当成了开门红，一下就被咬上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件事苏轼本人也有责任。与李定的仇怨，可是他自己惹上身的。
想想当年李定不为生母服丧的一桩公案，挑起来的是反对变法且利益相关的旧党，可将气氛炒热起来的，却是事不关己的苏轼。
好吧，其实他也可是算是旧党中的一员，但毕竟没有什么利益牵扯，也不是言官谏官。当年苏颂任中书舍人，天子要给李定加官，苏颂拒绝草诏，最后被贬官出外，这是有直接关系的，有公事上的牵扯，算不上有多大的仇怨。
但苏轼半点牵连都没有，职位上不搭界，私下里没来往，公事私事都没瓜葛，却偏偏要凑上去，这是主动跟人结怨。
而关于李定隐匿母丧的大不孝一案，韩冈是站在李定那边的。
李定当初被弹劾隐匿生母仇氏之丧，但据李定自称，其父只说仇氏是乳母，而从未说过是生母，加之仇氏在李定幼时就已经离开了李家，李定纵有猜测，也不敢违父命。所以在生母死后，他是以侍养老父的名义，辞官回乡，为生母持丧。
隐匿父母之丧，全都是为了避免丁忧解官，不会有例外。而李定当年虽没有申请丁忧，但他解官回乡是确凿无疑的，朝廷也遣了人去查证，他自称持丧自居三年，是作伪的可能性很小，否则他为什么要辞官？
从逻辑上推理，他受到的攻击并不成立。天子赵顼当年也说“所以不持心丧者，避解官也。定既解官，何所避而不明言心丧？”
一桩显而易见的事，却因新旧党争，让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李定备受攻击，都把他当成了对新党的突破口，争相攻击。其中就以没什么瓜葛的苏轼做得最狠，正好当时有个叫朱寿昌的官员，为寻生母，辞官遍寻天下。苏轼便拉着一帮文人去给朱寿昌写诗，而对李定一通嘲讽。
梁子就是这么结下的。现在李定做了御史中丞，找苏轼的麻烦，也不是不能理解。
而且李定的弹劾虽严重，韩冈倒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仁宗的时候，进奏院之案，缘起于范吕党争。属于范仲淹一派的苏舜钦以进奏院祠神的名义，卖了院中架阁库旧纸，招了朋友来饮宴。当时席上有人写诗“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但最后定案时，还是以苏舜钦监守自盗为罪，并未以文字入罪。
而李定对苏轼的攻击，却是集中在他的文字上。苏轼有着文人的一切毛病，爱抱怨，喜欢依靠自己的文采说些酸话，想要从中找到一点对天子的抱怨，以及对国是的攻击，不费吹灰之力。
可这样罗织出来的罪名，能有多大的作用，就完全没办法让人期待了。
你骂过来，我骂过去的，朝堂上很是常见。如今大战在即，朝中要维持稳定，这件案子当不会闹得太大——已经不是新旧党争激烈化的时候了。
也就是苏轼免不了要吃点小苦头。韩冈这两天也分心猜测了一下究竟会是什么样的责罚，究竟是罚铜，还是申斥，又或是降官。
反正也就这些惩罚了，苏轼本来就在外地任官，引罪出外就轮不到他，至于其他的惩罚，最终也只是降官而已，总不可能处罚得太过严重。
可事情的发展出乎韩冈预料。
如果天子想要深究此案，按道理就是该派人去湖州查问详情，但在上元节前夜，韩冈却从属僚那里听说了天子已经责命御史台，派人去提苏轼上京审问。
“这事情做得未免过头了吧？！”
韩冈听说了之后，登时就吃了一惊，这么做未免太过火了。苏轼上京后必然是要进御史台的大狱待审，就算不会对士大夫使用刑具，但御史台想要锻炼成狱，却是一点都不难。
“听说是看了李中丞和舒御史的奏章后，天子震怒，要将苏子瞻提入京城。”
韩冈前两天，先看到了李定的弹章。而在昨日，也看到了舒亶的奏章。一个列了苏轼的四条应当论死罪名，一个则是在苏轼的文集和他再任湖州时所写的《谢上表》中，寻找到了他心怀怨望的证据。
“这不是文字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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